商鞅重刑理论述评

商鞅是战国法家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重刑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过去对商鞅的研究中,常见有两种倾向:一是单纯强调商鞅主张法治的一面;另是单纯强调商鞅的重刑理论。前为褒,后为贬。其实,商鞅的法治并非只“缘法而治”,而是采用重刑的     

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

法家有其独特的重刑思想的逻辑。以“民性”、“民情”为法家重刑理论的归宿,基于人性发展起“以刑去刑”的理论,着眼于轻罪重刑。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只是单纯使用重刑。法家讲求“胜民”、“制民”、“弱民”,高度发达了告奸理论。法家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法家的重刑思想到秦灭亡前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致使其二世而亡。     

中国古代关于刑罚目的以及功利主义与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争论

法家商鞅代表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都要用它所能够导致的后果或效果,即以它是否能够富国强兵来衡量。商鞅认为刑罚的唯一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富国强兵,国家应当利用重刑、暴力与恐惧来防止人民犯罪。孔子、孟子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则坚持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刑罚的目的不可能是其外在的实际效果,而应当以“仁”与“义”之实现为目的。他们主张利用道德感化的方法来教育人民,反对法家的“刑治”,反对国家利用刑罚与恐惧来防止人民犯罪。     

试析商鞅思想中关于刑罚目的

《商君书》是在现代社会中，记录商鞅法律改革思想的主要辑录。商鞅的刑罚目的理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以重刑、必得等方式为内容，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秦法残暴及国势渐衰埋下了伏笔，以史为鉴，本文探讨了商鞅法治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商君书·开塞》译注

【说明】商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后来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为“商君”。后人辑录他的政治主张成为《商君书》。《开塞》是《商君书》中极为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主要阐明“世事变而道异”的进步历史观和“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的法治思想,表现了商鞅主张革新前进,反对复古倒退,主张“前刑而法”(即法治),反对“先德而治”(即礼治)的革命精神。文章根据上世、中世,下世政教各不相同的情况,说明了人类社会     

以德治国略考与道德建设略论

德治与法制是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道德具有不同于法律的约束力和适应面。在我国历史上 ,“以德治国”、“道之以德”、“轻罪重刑”、“德重刑辅” ,德法兼用等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及其论争体现了德治思想的递进和演化过程。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需要法制 ,也需要德治予以保障。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 ,也应是德治经济。实行以德治国 ,教育是基础 ,实践是关键 ,其有效途径在于 :建立道德评价标准 ,完善道德教育方法 ,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证。     

试析商鞅思想中关于刑罚目的

<商君书>是在现代社会中,记录商鞅法律改革思想的主要辑录.商鞅的刑罚目的理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以重刑,必得等方式为内容,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秦法残暴及国势渐衰埋下了伏笔,以史为鉴,本文探讨了商鞅法治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先秦儒法刑罚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刑法学理的兴盛在先秦时代已始露端倪。当时的儒、墨、道、法等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刑罚思想,其中以儒家"礼义教化"为重心的刑罚观和法家"重刑威慑"为重心的刑罚观的影响更为出众。尽管儒法两家在刑罚观上的偏重各有不同,但在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上,两者还是相通的。     

见死不救立法之争

无法想象，在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守望相助”传统的礼义之邦，会出现“小悦悦事件”。也许。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无法再回避道德退化的现实命题。     

略论商鞅的"重刑"思想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博大精深。本文从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表现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以期对商鞅的法律思想、乃至法家思想有更深的了解。     

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夏朝到清朝，历代统治者颁布了残酷的刑罚，滥施重刑、酷刑，充分体现了法律实践中的重刑主义性质①。先秦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乃是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必然产物。历代统治者也强调礼法并用，把儒家伦理纲常作为制定法律的根本指导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慎刑”主张，它不仅有谨慎判刑的意思，也有减省刑罚的意思。蕴涵轻刑化的价值取向。儒家的“明德慎罚”、“哀予今折狱”。“省刑恤杀”的主张，无不暗含着轻刑的倾向，体现了刑罚谦抑的精神，对现代法制具有重要价值。     

论商鞅法律思想之刑罚目的

商鞅刑罚目的是以威慑儆戒为主的一般预防论,即靠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来威慑儆戒其他人使其不敢犯罪,达到预防社会犯罪的目的。商鞅的刑罚目的理论,以人性恶的犯罪理论为基础,以重刑、必得、明法为基本内容,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来实现预防犯罪。这一刑罚理论虽然曾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     

先秦法家重刑主义批判

先秦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之学,以"刑名法术"为核。其所谓"法"者,若指向法律,则坐实于刑。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必然归宿,其理论基础包括任力不任德的实力主义、性恶论、重刑爱民论、民众愚昧论等;其内容包括刑主赏辅、"刑用于将过"、"以刑去刑"、"重刑连其罪"等。作为君主专制政治暴力统治的思想基础,重刑主义学说荒谬、残忍,必然导致对生命的蔑视、民生的摧残、基本人权的践踏,秦朝的暴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汉朝以后儒、法合流,重刑主义遂成为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之一,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必要认真检视与深刻反思     

糖衣炮弹下的“死老虎”

中国是“礼义之邦”，讲究人睛往来、礼尚往来，这自然无可厚非，也属于人之常情。但不幸的是，在历史的演变中，人情和礼义也常常出现“基因变异”，导致人睛变味，礼义变质。当下，尤其要警惕的是人睛往来中“夹带”礼尚往来中“掩藏”着的腐败。通常，人情往来中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传统佳节，因为这往往是国人传统中礼尚往来的高峰，一些人以过年过节人情所需这种传统习俗为借口送礼，     

商鞅“改法为律”质疑

商鞅“改法为律”之说始于《唐律疏义》和《唐六典注》,可谓由来已久。《唐律疏义》云:“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注》云:“改法为律者,谓《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也”。《唐六典注》云:“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以相秦,增相坐法,造三族之诛,加车裂镬烹之刑”。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学术界普遍认为,《简》文为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为“律”字在简文中出现88次,其中不少的法律条文为商鞅所作。于是,商鞅“改法为律”说遂成为不易之论。笔者以为,仅据以上史料,还很难说“改法为律”始于商鞅。故在此提出质疑,以求教于     

论“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学派——兼议对我国学校德育创新的启示

“全面主义”又称“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重要学派，主要有指令式的道德观、情绪主义的道德观、存在主义道德观和行为准则道德观。“全面主义”重视对道德教育基本概念的分析，主张以形式而非内容特征界定道德和道德判断，强调学生对道德推理过程的理解和道德推理的技能技巧的培养，反对单纯灌输道德内容，认为对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价值的探寻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坚持道德教育的中立立场。     

法家李“悝”之类的正音小议

历史人物的称呼以统一为好，好比马克思不宜写成“马克斯”，公孙鞅、卫鞅、商鞅三个名称可统一为一个名称“商鞅”，秦始皇应称赢政而不必叫他赵政。对战国初期的著名法家李悝，目前叫法颇不统一：有人把“悝”字读成“亏”(Kui)；有人把“悝”字读成“诙”(hui)；也有人把“悝”字读成“里”(li)。     

论刑罚在肃贪治腐中的地位

论刑罚在肃贪治腐中的地位●杨红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不仅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而且侵蚀着国家政权。因此，清除腐败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近年来，我们厉行法制，以刑罚严惩贪污、受贿，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然而，是否可以把刑罚当成“惩一奸之罪而止境内...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 ,古今中外 ,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 ,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保障 ,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 ;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 ,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 ,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惩罚与教育改造

惩罚与教育改造，是适用刑罚与执行刑罚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牵涉面较广。本文仅就我国刑罚对犯罚分子进行惩罚和教育改造的作用进行分析，阐明其宗旨，以与所谢“重刑主义”和刑罚缓和论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