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村民自治司法裁判制度探微

村民自治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其主体是村民个体。村民个体在通过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的行使自治权利时,由于既定制度中缺少裁判制度,导致各种权利在不同的界面上发生冲突,妨碍了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村民自治性质的基础上,将实践中频繁出现的典型案件抽象成一个具体的案例,然后以该案为切入口,阐述缺少裁判制度产生的后果,探索建立裁判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供法院审判模式和仲裁模式以供选择。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从现代民主理论的视野来看 ,民主意味着代表性 (Representative)、责任性 (Responsible)和回应性 (Re sponsive)。广东农村经过三年的村民自治实践 ,使民主选举从政治象征转变为自主参与 ,民主决策从少数人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互动 ,民主管理从行政强制转变为协商合作 ,民主监督从纸上权力变成实际行动 ,引入了农村治理的新手段 ,创建了农村治理的新机制 ,进而使村民自治制度更加明显地具有了代表性、责任性和回应性 ,对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困境与出路：村民自治的宪法学思考

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之所以陷入运行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几乎不受宪法约束,导致某些地方政府在对待村民自治问题上形成了＂政府权力中心主义＂。在＂政府权力中心主义＂的实践惯性下,当村民自治实践有利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时,政府就支持村民自治;当村民自治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不支持村民自治。因此,要让村民自治彻底摆脱运行困境,应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则指导下,认真思考规范政府权力,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宪法措施。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村民自治

现代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必须纳入到政治现代化这一宏观大背景下来考察.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系模式正处于一种变动、整合的阶段,再加上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使这一制度在理论假设和理论设计上,都与部分农村的具体情况存在着一定差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诸多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国乡村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注重村民自治发展环境的建构,以制度创新来推进村民自治的现代化,并选准突破口,使村民自治走上规模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道路.     

认真总结村民自治的经验

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维护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近年来的实践看,依法推进村民自治,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村务管理,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新途径,是促进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对于农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出来。为了完善村民自治,对其进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几年来搞村民自治的实践,以下启示很重要:加强领导,是搞好村民自治的关键。建章立制,依法办事,是搞好村民自治的保证。全面落实"四个民…     

难舍的乡村情怀 热切的民主追求——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广袤的绿色田野上悄悄地生长起来,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的关注。20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试点到全面推开,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201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论村级组织变迁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现代文明与村落组织传统积累互动的逻辑结果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村民群众自治内在动力作用的发展必然。本文把村级组织变迁按历史发展分为古代、近现代、新中国建立后予以列举 ,分析村民自治的历史背景 ,并进行理性思考。认为专制与民主的对立 ,农村社会形成不了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制约和决定使自治不可能实现 ;市民社会不能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必然使自治缺乏内在动力 ;人类文明的积累和拓展带来了自治的演进 ,先进政党领导下的农民才是推进村民自治的动力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的新思维与新方法

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与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它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在不断的进行变革,转型期的新背景要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必须构建新的思维与创新新的方法。     

村民自治四大发展瓶颈的理论反思

中国的村民自治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使其在农村真正获得持续深入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村庄自身的政治逻辑和日常政治运作对当下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四大瓶颈:因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部分水土不服与基层执行中央政策的偏差带来的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预设与实际发展趋向的张力与断裂;因民主选举应然价值的缺失、村庄政治主体的选民资格归宿与选民权利兑现的困境及片面民主观带来的村级四个民主的发展失衡;村级会议组织体系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带来的间接民主对直接民主取代的倾向;因村庄权力配置不顺带来的村庄民主政治运行的不通畅。     

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的法理思考

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是村民维护集体环境的公权利,将其界定为"权力"是不恰当的。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应包括环境决策参与权、收益权、知情权、监督权、侵害请求权等内容。应在立法上明确村民自治组织环境权,以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国农村监委会理论基础三维度

农村监委会是指由村民直接选出代表组成的以实施对农村事务管理监督为目标的机构。它与村党支部、村委会合称"三委",成为推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成长的三驾马车。农村监委会作为我国当代农村民主发展进程中的新现象,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权力制约维度、村民认同的合法性维度以及农村民主成长的合理性维度等方面。     

大视野

村民自治的概念 何泽中在《法学评论（武汉）》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撰文提出，村民自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概念。一、村民自治是自治理念性概念。主要体现在自由理念、民主理念、权利理念三个方面。自由理念是权利理念的根据和基础，民主理念是权利理念的保证，权利理念是自由理念和民主理念在自治理念领域的具体化。二、村民自治是制度性概念。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制度概念，是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农村社会管理制度、农民组织制度概念。三、村民自治是基层治理模式概念。其特点是国家对农村治理由直接转为间接；广大…     

村务公开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

由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错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很难走上制度设计的理想轨道。本文通过一个村庄的典型案例,说明村务公开的推行促使村落政治权力中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取代了党支部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还原了村民自治的本来面目。     

改革开放30年村民自治中“村支两委”关系解析——以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为视角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推广实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治下的"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这也是全国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理清和协调处理"村支两委"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北方某省LZ村为个案,通过对自治选举、决策权力运行、选举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LZ村中"村支两委"关系,从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得出一种新型的"村支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论村民自治与乡镇人大监督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民主观念和维权意识正逐步在中国广大农民群体中形成。然而,村民自治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既没有现存模式可供选择,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因具体民主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因素,而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此,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下,应积极发挥乡镇人大在村民自治中的监督作用,以国家权力的至高性确保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基层民主管理活动中的有机统一。一、加强乡镇人大在村民自治中的监督作用十…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改善村民自治机构权力运行的路径探索——对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三会村治”模式的实证分析

村级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村民自治是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一项基本制度。现实中村民自治机构存在着行为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村权三分、三会自治"是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在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本质就是民主自治,核心是权力制衡,特点是程序规范,由此搭建了"民主受保障"、"权力受制衡"的村治新平台。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