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塑造:国家建构的重点

"公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个体层面关注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更多体现利益需求;社会层面关注群体生活的自愿性、多元性和共容性,体现认同需求;政治层面关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的平衡和基于这种平衡之上的权威维护,更多体现秩序需求。"公共"传统的相对缺乏、精英政治统治的政治文化、共和国建构过程的历史轨迹所造就的路径依赖、相关制度环境供给的滞后、全球化开放时代形成的复合风险社会,使得我国公民相对缺位。因此,公民的塑造理应成为国家建构的重点,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其中,国家需承担制度的有效供给者和公民教化者的职责,社会承担社会网络建构者和公共道德底线维护者的职责,个人承担规则遵守者和公共道德实践者的职责。     

需要·权利·利益——以人为本的三种思想观辨析

需要是人的天然本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应得到满足和实现.权利就是得到社会承认并由国家加以维护的人的合理要求.它本质上要高于需要,优先于人的其他需要.利益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人们用来实现和满足其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显然,利益是权利的基础与目的.人之所以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实质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权利并不等同于利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受法律保护,都可以转化为权利.权利不仅和利益有别,而且它还高于利益,它是人尊严的体现.因此,以人为本应当以人的权利为本.只有以人的权利为本,才能切实保障个人利益,实现个人合理需要.     

公务员的肖像权理应受到保护

正"肖像权",是一种专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公民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人格利益,是我国法律规定保护的对象。公务员首先是普通公民,其肖像权当然要受到法律保护,无论其是否在执行公务。然而,任何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公务员作为特殊的群体,法律对其应当履行的义务作了明确规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就近入学——划区管理”模式的宪法批评

政府不得以放弃公民的宪法权利作为进行行政活动的条件，同时也不得以任意地限制或干涉公民的宪法权利作为公民个人换取公共服务利益的条件。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有何意义？

答：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     

最小国家的形成及其启示

作为一种针砭时弊的政治哲学,“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道德边际约束”,即在个人权利允许的基础上探讨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职能范围.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诺齐克对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博弈关系的深刻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理性合理的界定国家职能的范围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三十七）

冯彦志：换届选举呼唤公民意识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冯彦志撰文说，公民是一种法律概念。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在现代宪政体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民众意识。这种意识体现为一方面将自己和他人视为拥有自由权利的人，具有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另一方面能够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了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主要包括爱国意识、守法护宪意识、自由平等的信念、权利与义务的意识等。     

底线伦理·公共理性·责任政府——基于平等公民的责任政府思考

人们追问如何构建责任政府时,过去往往从至善的伦理政治角度,对政府和个人都提出过高的期望,而结果往往责任错位、落实不力;倘若换一个视角,从具有主体性公民资格的平等公民应该遵守的底线伦理出发,承认合理自利的利益追求,在一个多元开放的重复博弈的竞争框架里,运用公共理性,采取对话、协商、妥协等手段,达成的重叠共识和深度认同,对于责任的建构和履行,更具有心理基础。这也是以权利来建构责任政府与过去以权力来建构政府责任的重要区别。以权利建构责任政府,权力分散,权责对等;以权力构建政府责任,却往往有权而无责,或有责而无权,责任形同虚设。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就是保护人权—新《律师法》评析

权力制衡是法治秩序形成和存在的制度性架构,是法治形成和存在的直接条件。①律师职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产物,是为了束缚国家权力,促使掌握公权力的人正当行使权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设计的。律师的执业权利,是社会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的一种权利形态,其实质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因此,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就是保障人权。     

公民责任意识对构建法治秩序的积极作用

蒋传光在《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载文《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政治国家成员的一种资格，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在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享有充分的权利。公民责任是公民基于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公民责任意识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和理性自觉，其前提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关注心灵——心灵教育视域中的公民教育思考

公民的本质在于作为一种个人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主体存在,公民教育就是培养这样的合格公民.心灵教育既是一种目的论,又是一种方法论.心灵教育将成为提升当前公民教育有效性的重要举措,关注心灵对公民教育具有多重意义,触动人的心灵对公民教育具有行动指导.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王成礼在《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中国立法的个人本位趋势（续）

一是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对个人本位思想的体现。我国宪法学者在充分研究了现行宪法文本的前提下，一般认为现行宪法规定了下列几项基本原则：一是人民主权原则，即国家和社会公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受人民控制和监督，为人民服务，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二是基本人权原则，即宪法贯彻和体现公民个人的主体地位的维护和尊重的基本要求，以实现公民人权真正享有和不断增进为目标。三是法治原则，即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遵守法律，一切组织和个人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权的权利主体，必须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去促成其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既关注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又加强对个人自由的保护。     

试论传统诚信文化与现代诚信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诚信就是人与人相处时应诚实不欺，言行一致，恪守信用。中国传统诚信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缺陷。中西诚信文化的比较，旨在于努力促进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规则诚信。现代诚信观认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公民和法人的理性精神，而且是体现契约精神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重要的法律原则。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微博问政: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反思

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催生了“微博问政”的出现,微博为公民表达民意、进行利益诉求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微博问政”推动了公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的觉醒,同时,公民通过微博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也需要理性、规范、有序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