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

法律信仰的虚无，是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障碍之一。作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并就法律信仰问题，从法律为何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人们信仰；法律被信仰应具备的条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法律理论虚构: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

法治之法必须是被信仰的法律,但具体的现实的法律根本不具备信仰的条件。要让人们信仰法律,就必须构筑法律信仰的条件。构筑法律信仰的重要手段是在建构法律理论时赋予其虚构的成份。鉴于上帝不是我国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又鉴于我国的国情,有必要把法律作理想法与现实法的划分。     

信仰或尊重:对法律信仰的反思——由《法律与宗教》引出

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与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的命题。其所称对"法律"的信仰乃是广义上"法"的信仰,而绝非仅限于某种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的工具,不能被冠以信仰之名。中国没有传统宗教信仰,法律在发展过程中被视为统治者的工具,象征严肃和权威,与信仰无关。且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与伯尔曼所提西方遭遇整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相距甚远,其问题在于社会对法律缺乏尊重。当务之急应是建立起良好的法律权威,做到尊重方可谈论信仰。     

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

现代国家无不提倡依法治国,民主法制,而且法律要求具有无限的权威。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来自何方呢？无论是古代西方的神权理论,还是古代东方的王权、专制都不能在当今这个科学、民主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唯有人们从内心真正的对法律产生信仰,才是法律具有权威的原因。法律只有具有权威,才表明我们在法治进程中完成了第一步。     

浅谈信仰与法律

信仰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法律应当被信仰,信仰法律不是信仰法律条文而是信仰法治精神。把法律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认识到其神圣性和终极意义,进而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律,为权利也为法律的完善而斗争就是信仰法律的最好方式。     

是法律信仰还是法律权威

张永和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上著文《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指出，最近几年，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的格言在我国法学界得到广泛传播。法学界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只有通过公民产生“法律信仰”，法律才能得到应有的倚重和遵守。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坚持重法厚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用以调节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道德是评价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一系列观点、原则，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的力量来维持的一种规范体系。法律与道德不能混淆和相互取代，更不能割裂和相互对立。法律规范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建立在一定的价值标准之上；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的力度。法制是硬约束，法律规范对人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     

法的实效之反思——从"安提戈涅之怨"衍发的思考

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遵守,而"如果被制定或认可的‘法’不能被严格地遵守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就不能被当作法律看待,只是一纸昂贵的空文";法不能是冷冰冰的工具,它应在合理的限度内具备人文关怀和伦理色彩,这样才有可能在民众之中赢得更广泛的认同,从而更大程度地保证法的实效。     

浅谈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被认定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法律信仰状况令人担忧,培养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论法律信仰的再确定及其培育的内在价值

法律信仰在我国的存在与否引起很大争议。科学时代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因此,法律信仰在我国是存在的。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够达至一种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凝聚社会共识,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这决定了我们应当重视对法律信仰的培育。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尊法与信法——依法治国内在要素漫谈

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之治,其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和信仰。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仰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通过法制宣传的推动以及长期谨守法律勿循私意等司法实践,司法工作者可以推动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让公民自发信法守法,引导其确立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     

论法律信仰与和谐社会

法律信仰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尊重、信赖并以之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途径。     

浅谈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我国要建成法治国家必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而现今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对法律的冷漠甚至是蔑视,本文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对就如何培养法律信仰提出了相关见解.     

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

法律能否被信仰?这是国内法学界近二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争点。尽管法律信仰的理论有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法律信仰论自身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论述。法律信仰的论述理据,不应仅仅是伯尔曼所强调的法律与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契合性或相似性,而且还在于即便完全不受宗教影响的、世俗化的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传统、"事物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以及舍此无他的利益获取机制的内在禀赋。法律在实质上是基于价值、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的博弈结果或博弈的规范表述,是一种制度修辞。人们对一种制度修辞抱持不尽的热忱和追求,恰如人们虔信、又热忱地追求同样是一种修辞预设的上帝一样。所以,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饶有兴味——法律、法治本身是信仰的事业。     

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很重要的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了论述。一种法律要被人们遵守 ,首先必须被信仰 ,而法律信仰的本质是对它的合法性 ,即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信。这种确信是以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的。合法性评价应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 ,二者各有其评价标准。     

论土耳其的司法演进对于法律信仰研究的启示

土耳其是法制现代化比较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它妥善地处理了世俗法律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问题。土耳其没有实现全民族对法律的信仰,但这并未妨碍法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在其国土上的有效确立。这对当前我国法学界将"法律必须被信仰"作为普适性的结论,将建立法律信仰视为实现法治的必备要素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冲击。以土耳其为例证,对"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了质疑。希望通过中西文明以外的伊斯兰文明秩序中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我国当前的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面对重大刑事案件时社会的法律信仰问题,带来一些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