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大”

人们说,我是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人物。其实,我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还很不够。我之所以引人注目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家族的关系,特别是“文革”前我的妹妹王光美是国家主席的夫人,有的海外朋友戏称我是“红色中国的国舅”;第二,恐怕就是因为我到香港创办光大公司的缘故了。 《瞭望》征文的总题目是“我与这十年”,可光大公司诞生至今只有五年多。但“光大”与“这十     

大刀阔斧砍“三多”

大刀阔斧砍“三多”陕西周涛时下，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人多、车多、开会多的“三多”现象比较突出。人多，自不待言，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现在的问题是吃“皇粮”的人太多，一些地方机构臃肿，人员超编。据报道，山东某县的城关镇的副镇长多达３２个，还不包括那些不在职的...     

一“正”三十“副”

一个乡镇有多少位副科级以上领导？如果有人出题考我，凭我过去在乡下工作的经验，顶多说是十来个。然而我是大大的错了。前不久去农村采访，先是听农民说现在乡镇一级副职以上的领导是如何如何多，以为听错了，实际一考察，使我大吃一惊：一般的是二十多个，个别的镇竟多达三十多位。 官员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大，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公害。“精兵简政”、“能上能下”讲了多年，但在有的地方，“兵”越来越少，“官”却越来越多。现在有些地方精简机构，撤乡并镇，这本是件好事，农民们指望在并镇中也能并掉一些官，…     

革命人永远年轻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政工干部，在政工岗位上耕耘了３０余年。现在，年近六旬的我，迈进新世纪的心情和所有的人们一样，也特别兴奋、激动。面对政工又迎来新的春天，我还要默默地工作。 回顾过去，我深深体会到，在政工平凡的岗位上有无数个春夏秋冬，要多作奉献，要耐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虽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还一度被讥笑为“十年政工一场空”，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培养起来的政工干部，总是无怨无悔。在政工岗位上，蓝、黑墨水用了多少瓶，钢笔用了多少支，纸张用了多少本，热汗洒了多少斤，心血耗了多少升，有谁说…     

回眸反贪“丰收年”

刚过去的2000年，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但令我最难忘的镜头，还是这一年的反腐工作。有人说，2000年是“破纪录”的一年。虽然，反腐败不同于体育比赛，但用“破纪录”三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人们议论的最热门的反腐话题有三个。一个是人称文盲、法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一个是以“盯梢”著名并借以把浙江瑞安市委书记、市长等多名干部拉下水的“阿太”陈仕松；再一个就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福建政和县“红包书记”丁仰宁。这三个人，虽然腐败的表现都很有“特色”，但毕竟“身份”太低，…     

知止

李叔同有幅字，就是“知止”二字，我们一般说“知足”，我觉得“知止”比知足境界更高一层。知足是人家给多少，你“虽然不满意，但可接受”，知止是自己看着到了某个程度了，伸手去挡住，说：我不要了。     

眼睛

四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双热辣辣的眼睛。 四年前,我到台湾住过几个月。那是两岸刚刚开放的时候,大陆去台湾的人,规定必须从深圳关出口,虽然回来没有这样死硬的规定,但出口离境时,总会留下一些需要回来了结的手续,于是,也只能原路而归。那时,来去这条线上的人还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多,一进关,互相间都还多少保留些出关时的印象,倒不面生,还蛮亲切。验关的一位同志,说是他的眼睛在我证件上扫瞄,还不如说是在热切又深沉地望着我:     

误会的树

我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虽然是误会，但每当想起来却总觉得。C里好暖和。丈夫人人乡下老家回来，带了大包小裹的土特产。临了，还掏出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姜豆包子，有三十多个。老家离城很远，我知道这袋尝豆包子随丈夫一起在车了颠簸了两三个小时了。丈夫说：“妈说你爱吃芙豆包子，一大早就起来包，蒸了两锅，非叫我带给你不可”我接过那一大袋美豆包子。虽然那包子是咸内做的，面皮也不是精粉，但我说；“是的是的，我爱吃。”其实我爱吃美豆，只是婆家人的记忆，而我正在逐渐学会接爱这个记忆。那是若干年前的事了。暑期我到…     

满怀热望待明天

我是1964年初中毕业后到一二0一工厂的。刚开始被分到车间当装订工,还到绘图组帮过一年多忙,在车间一干就是20年,1984年又被调到工厂幼儿园当保育员。 年轻时我上进心特别强,虽然身体瘦弱但处处抢在前,不怕苦,不怕累,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又很快入了党,当上党小组长。进印刷厂不久,“文革”开始了,经常要加班加点印刷“最高指示”和各种学     

中国经济回升面临六大挑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国际经济环境看，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难忘的教训

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政策逐步落实后,农村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是,各地情况不同,形势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问题,这当然是难免的。农村工作中那么长时间的极左束缚,怎么可能在一个早上挣脱呢?过去是干部犯了急性病,现在是农民“急”了。主人翁“急”起来,事情就有了希望。本刊这一期发表的记者笔谈,只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一些领导机关的经验教训,传递了农村的春讯。这些讯息告诉我们,虽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农村的形势却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促进“思维入世”

虽然我国入世已半年多了,如今WTO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笔者最近在企业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发现基层于部职工在“思维入世”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有以下一些现象: ——知之甚少。WTO一词虽说人人都会念了,但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对其基本知识还不了     

选择政工

我在大学里是学国际企业管理的，说起来和政工是两码事，以前也从没想过今后要干这行，但由于我从小对书法和文学比较爱好，所以在校时就一直负责班上的宣传工作。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几乎是历任了所有班级的宣传委员一职。 这种缘分终于带我到了现在的政工岗位。还记得在毕业前的供需见面会上，当单位的人事处长不问我的专业知识，却对我在大学里担任过的学生会宣传部长、团委宣传部长等学生干部职务表示出极大兴趣，仔细询问我这方面的情况时，我这才意识到，命中的缘分终于来了。 于是我就“双向选择”到了现在的宣传工作岗位。班…     

“二难推理”

为了提前完成攻关项目,班里要向车间表决心。唐班长把写决心书的任务交给了“笔杆子”小李。小李当晚就把草稿拿出来了。第二天早上班前会刚完,小李就把稿子交给了班长。“年轻人真是雷厉风行!”唐班长边称赞小李边接过稿子,但脑子里还想着班前会上师傅们提出的问题要马上向生产调度反映。“班长,您现在审查一遍,不妥的地方修改一下,完了我抄写工整……”“这样吧,我还有急事,”班长一抬头看见了正准备开机床干活的小肖。小肖和小李都是去年厂办技校毕业分来的二级工,小肖虽然没有小李机灵,但忠厚听话,工作踏     

要有三种精神

我于１９６９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广东仁化的一座矿山里。我虽然学的是工科，却喜爱文学与写作。到单位后，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些广播稿和报道稿。１９７２年底，我们矿山“工改兵”，变成了基建工程兵部队，我也光荣地穿上了军装。１９７３年３月，当时团宣传股正缺人，领导就把我从营部调到团宣传股搞新闻报道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快３０年了。这期间，我做过组织、纪检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做宣传工作，一直没离开过政工岗位。根据我的体会，搞政工必须要有这样三种精神： 一是要有不怕吃苦、勤奋踏实…     

书里书外的话 ——写在读到《中国革命史话》时

现在这一代孩子受到良好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但在另一种教育上却赶上了这样一个断层期:人们在反思上一代人接受的那种以激烈的言辞和高昂的调门为标志的思想教育套路,却远没有寻定一种既保留了凝重的内容又易于让孩子们接受的理想模式。也许,这里存在的,还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比如,“祖国”是什么?孩子们受到的“爱祖国”的教导不少,但“祖国”在他们心中,除了地图上一个雄鸡的形状外,还有一些什么更鲜活     

“忌讳”琐谈

“忌讳”一词,我还是从饭店里学来的。我们今天饭店的服务员,虽然还没有斯文到如《镜花缘》中的酒保那般“酒要一壶乎?两壶乎?”但总也还知道饺子上来以后问一声顾客:“用忌讳吗?”而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们要听实话

前不久,现场短新闻评奖在大邱庄举行,当天禹作敏来看大家。他介绍了大邱庄的一些情况后说,以前有人批他,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口号不对,怎么能向钱看呢?他反驳说:你没有钱能办事吗!现在大家都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什么,记白了还不是钱?农民理解问题就那么简单,讲求经济效益就是向钱看。禹作敏还讲了个故事:有一次,有个领导干部到大邱庄。禹作敏问:“你这局长一月拿多少钱?”“二百多吧。”“想多拿点“吗?”“不想。”“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通过正当渠道多收入一     

梁漱溟对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事件的反省

时至今日，学术界依然津津乐道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认为梁漱溟敢于触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但事后他格外后悔，并用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接近于彻底放弃先前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