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新疆域的国际治理

<正>新疆域是各种国际力量竞争与合作的新领域。我国参与新疆域治理是要从全人类的长远福祉出发,以各国的共同利益为考量,为实现新疆域的有效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各国一起,通过制度建设、和平利用、科学探索和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同创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打造新疆域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在新疆域治理的成功运用,将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发扬光大。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

<正>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隆重召开,会议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放眼世界,如何完善国际多边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当前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变革:挑战与前景

全球治理是指各国各方通过共商的方式形成一套制度和执行机制,解决彼此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一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互为条件,全球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会波及很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因此,全球治理的质量与各个国家休戚相关.然而,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为突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到当今世界面临"四大赤字",其中之一就是治理赤字.这个治理赤字既针对国内治理,也针对全球治理.只有更深层次地把握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其改革给出有效方案.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者或利益攸关方呈现多样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复合。然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要素配置全球化和分工国际化的结果,是价值增值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体现。在从价值链到国际生产网络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价值链、增值链、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四个发展阶段。在可预见的将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将会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将会成为各国实现跨越式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第三次产业革命背景下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很可能是影响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最重要的技术性因素。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将主要是自主创新的竞争,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将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新的契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中国角色论析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导致"逆全球化"思维日益显现、"去全球化"声音日渐高涨,人类社会需要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对此,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提出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全球治理顽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的基础前提,也为世界各国指明了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国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起步延展,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随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发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开始引起各国普遍关注。非政府组织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自身优势和独特功能逐渐确立了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地位：     

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正"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重庆举行。会议主题为"全国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政要、专家学者等将应邀与会。会议将通过对话交流,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新任务和新要求以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发挥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共识     

“和平、发展、稳定与多极化世界”——记首届“中印俄民间和平论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间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在这一趋势下，开展各国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探讨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目前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的不确定，使得各国之间，特别是力量在不断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了更明确、更紧迫的合作议题。     

世界政治视野下的全球城市与全球治理——兼谈中国的全球城市

全球价值与多元行为体是全球治理的两个基点。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主体困境时期,承载全球价值的全球城市成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要行为体。全球城市遵循其发展轨迹,在三重维度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支持上,以经济和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政治实践供给全球治理;制度建设上,建立网络联盟并贡献制度化解决方案;规范引导上,塑造公共精神和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崛起中"的中国全球城市,它们通过共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共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经验制度和共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精神气质,努力实现中国全球城市的自我表达,进而为丰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做出自己的贡献。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其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与发展赤字是表现。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致使"治理失灵"现象的出现。因此,设计理想的治理模式,改变治理赤字的现状,都亟须深刻理解时代新背景,对症下药。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仅为世界贡献了大量全球公共产品,更是为实现紧跟时代精神、合作共赢、包容共享、监管有力和公共产品充足的理想治理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东亚视角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趋凸显,进一步加强有效的全球治理既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各地区谋求发展合作的主旋律。冷战结束后,伴随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新兴大国纷纷崛起和世界发展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东亚地区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和理念构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国际环境、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不少新特征,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产生诸多影响.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将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或"去中心";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各国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出现了"内向化"趋向;社会思潮分化加剧,焦虑心态蔓延与诸多极端思潮抬头;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仍将存在,中美两国作为影响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必然需要新的相互适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