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及其限度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相互依赖的双重效应使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而信息革命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壮大,又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不否认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统治地位,但强调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管理者.国际制度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与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的途径.尽管全球治理有其必要性,但因为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利益的弥散性和现存的不对称体系,加上主权国家的抵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孱弱,全球治理之路还很漫长.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

文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     

积极为全球公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不断突破主权地理疆域,延伸至极地、网络空间和外太空等全球公域。与此同时,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与各国实力的消长,全球公域问题逐渐凸显并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各国在全球公域中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当前全球公域治理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各国在失序状态下的竞争,极易导致信任撕裂与摩擦加剧,这对全球公域的长远发展不利。鉴此,国际社会亟需建立起相应的治理规则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地权改革的制度逻辑

在东亚小农农业主体的市场逻辑里,农地抵押权不可能在正规银行实现,农地抵押权和成员权变现的充分实现只能以集体经济及其内置金融为基础。今天的不少人,强调土地私有属性的理直气壮,强调土地公有属性的羞羞答答,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现在要想把问题说明白,必须从农地制度说起,后说"农转城"或"农转非"制度,再说城市建设用地制度。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种理论解释

金砖国家是中国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规范制定权力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外生功能因素包括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环境,外生规范因素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内生功能因素为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内生规范因素则是同质性的认知和内生共识。金砖国家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和对未来影响的认知是将上述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两组机制。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     

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步扩展而来,相互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参照系和论辩对象,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多种成分,但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相互依赖&#183;国际制度&#183;全球治理——罗伯特&#183;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步扩展而来，相互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参照系和论辩对象，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多种成分，但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理论与现实——北京四高校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综述

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这两个概念是构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两块基石。现代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家行为纷繁多样,但是都脱离不开主权和国家利益这两根主轴。同样,要透过当代国家关系复杂多变的现象,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性质和规律,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也是不可或缺的两把钥匙。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制度逻辑与实践审视

清单作为一种信息清晰化集成工具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以公共利益为制度内核。以适用对象和制度功能为标准,可以将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分为行政效率型清单、服务公平型清单、治理效率型清单和治理监督型清单四种理想类型。这些类型在当前中国公共治理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制度案例,其中行政权力清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自治权力清单在实践广度和制度化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清单制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倡导的转型和赋权具有耦合性。然而,对四种清单制案例的考察表明,科层化制度供给模式会固化清单制的行政逻辑,压缩治理逻辑,进而无法有效回应多元化的问题情境,最终可能引发目标偏差。未来清单制需要立足于适用对象和问题情境,跳出以政府为中心的实践机制,并建立以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规律为机制调适的路径导向。在研究层面,清单制可以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独特制度案例。     

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

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正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数字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一些国家通过相关政策争夺数据所有权,数据议题日益与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数据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作为一种由市场、社会与国家等驱动逻辑共同促成的复杂现象,数据民族主义关注数据的排他性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回应性、国家中心主义和议题拓展等特征。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客观政治现象,也是对数据领域全球化与国际权力争斗的一种反应,对全球数字贸易制度、国家主体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大国互动都有较大政策影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数据民族主义的必然性,预防其潜在风险,关注其合理诉求,维护各国数据治理自主性,约束数据处置流程中的封闭化和政治化倾向,倡导负责任的数据民族主义,在主权、能力、安全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积极推进全球数据治理。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关乎地球系统健康稳定运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围绕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而伴随的改革、协调、合作与竞争也在同步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演进,以南北格局为特征的全球环境治理主体也出现了新的复杂变化,多个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力.     

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与治理逻辑

固体废物的跨国转移是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污染转移机制与全球贸易机制,分别遵循环境负外部性转移逻辑与固体废物资源化逻辑。其中,前者认为国家间环境标准与制度差异、不同国家公众环境意识差异形成了废物跨国转移的驱动力;后者认为市场价格、资源需求与技术比较优势促进了废物的跨国流动,并构成当前废物跨国转移的主流范式。通过分析固体废物跨国转移的运行逻辑与作用机制发现,环境逻辑与资源逻辑的竞合存在一个根本性困境,即全球贸易制度以市场公平为基础,难以充分将环境公平的考量纳入制度体系。基于此,中国应全面提升在全球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改革和制度中的积极参与,即推动完善国际公约的履行,积极参与国际回收行业标准制定,探索多种形式的固体废物处理技术转移项目,严厉打击固体废物的国际走私行为。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1978—1992年

1978年至1992年,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面临的历史环境是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内部压力和走向开放的外部压力。国家核心治理体系建设表现为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制度安排。国家基础治理能力建设表现为产权分离化的制度安排,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政策运行和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分权与放权的制度安排引起了国家自主行为的方式转型和空间变化,国家自主行为的转变又增强了国家基础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实现了"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共赢和"民"内部的利益均衡,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自身合法性。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