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权力宪政制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但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政府权力对市场主体与市场运行的干预始终边界不清,政府在许多本应由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积极干预＂,严重抑制了市场机制本应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必须从宪政的高度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以确保政府权力的良好运作。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宪政: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法治国家 ,必须对其予以限定。宪法的限制是第一层次的限定 ,宪政是第二层次的限定。宪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实行宪政是实现法治国家的保证。实行宪政必须对权力进行三个层次的制约 ,即规范制约、权力制约和权利制约 ,进而要求有高度权威的宪法 ,实行政府权力分立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论政府权威与权力制约

政府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权威的维系是政府首要的利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府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政府权威亦凸显了其重要位置,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权力的滥用是弱化政府权威,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树立政府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因此,探讨权力制约与树立政府权威之间的关系,构想适合我政治现实的权力制约机制,便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限政是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统一

传统宪政理论认为限制权力是宪政的核心,宪政建设必须加强对权力的限制。但学者认为传统理论只看到了政府的恶性,片面地主张限制政治权力的范围和规模,排斥权力的广泛运用。而在当前的环境下这种限制不能是消极的,在防止权力"恶"的同时,还要发挥它"善"的作用,也只有这样防止它"恶"的目的才能更好的实现。限政应该包含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实现政治权力的目的。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宪政制度有关。公共财政，是指在宪政制度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给付行为或财政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非盈利性、法治性等特性．并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防止公共财政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只有建立宪政体制，才能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规范信用秩序与构建诚信政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信用缺失现象正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由于政府信用与民间信用有着不同的意义，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因此，当前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应把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建诚信政府放在首要位置，并着重在更新观念、政府官员带头讲信用、限制政府权力、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以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等方面作出努力。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消极宪政,其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任意干预。这种消极宪政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但同时又抑制了国家权力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成为20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积极宪政所关注的,是在保证对国家权力有效规范和制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宪政。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掘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制度优势,在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能动作用,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模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政府机构改革的宪法性思考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宪政秩序和权力结构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相融 ,因此 ,重新界定行政权范围 ,设计出能够保障行政权规范有效运行的权力结构 ,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行政权的正确定位需要来自立法权、司法权、公民权以及其他社会权利的支持与配合 ,所以应把政府机构改革纳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的大系统之中。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从宪政角度出发 ,加强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宪政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其背后明显蕴含着深厚的宪政元素。突出"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精神,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多元化制约,是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议题中的应有之义。     

契约宪政初论

真正地实现宪政是每个国家的奋斗目标。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宪政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文化的不断深入等各方面的原因,契约宪政将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契约宪政是宪政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分析,进而探讨契约宪政的契约属性,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契约宪政建设作进一步的思考。     

泰国宪政制度非经济制约因素分析

泰国宪政制度在国王、宗教、民族、军队、政党等非经济因素的交互制约下显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宪政运行模式和宪政道路。对泰国宪政制度非经济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泰国宪政制度的现状进行合理诠释。     

宪政理论的代际演进与均衡的行政权

在以有限政府理论为精神核心的古典宪政主义的指导下,传统的行政权观是一种单纯有限的行政权观;随着宪政理论的代际演进,新宪政理论应运而生。基于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今天,传统的行政权观也应演化为有限与积极、有限与有效、有限与开放、有限与诚信相结合的均衡行政权观。     

论政府监管权规范运行的制度完善--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证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特别是监管者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肯定政府监管有助于抑制市场失灵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必须在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激励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保证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权力的规范运行。     

经济法之政府干预的宪政解读

宪政之于经济法的法治要求,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应该受到制约。经济宪政是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基础、以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的宪政理念。为了实现政府干预的宪政目标,应限制行政权力,要求政府干预遵循法治化的进程,以确保宪政经济权利并接受违宪审查。     

行政诉讼的重构——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突破口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控制国家权力.在控制国家权力的各种模式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技术性、中立性、程序性和规则性的方式,包含着其他权力控制模式难以具备的优势.行政诉讼经过重新设想与建构,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逻辑起点和突破口.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宪政文化反思

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取缔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法地位,制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设计了资产阶级的政体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制度文明的一次飞跃。然而资产阶级的政体模式并没有因为其历史进步性而获得实践的合法性,民初的政体模式以失效而告终。失效的深层原因在于宪政文化没有根基。清末民初广大民众的宪政文化是缺失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文化总体上是异化的,这使得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因缺乏宪政文化基础而不能成功。     

经营城市与执政为民

城市管理中经营城市理念的引进,在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将市场经营观念与为民意识协调的问题迫切地提了出来。为防止经营城市中的种种偏向,城市经营中必须坚持执政为民。而做到执政为民,在城市经营中政府必须坚持市场调节为基础、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以依法办事为保证,积极履行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