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探析——基于山西省6座城市的调查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务工目的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但在生活和工作方面基本延续了上一代农民工的状况.就业生存、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城市融入,是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四个基本着力点.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报告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为深入了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和犯罪状况,为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团中央权益部(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课题研究.2010年8月至11月,课题组先后赴广东、浙江、山东、河南、北京5个省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查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课题组深入广东省D市的企业和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与新生代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在问卷调查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500份,回收5246份,回收率为94.9％.深入个案访谈新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罪犯200人.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新希望

岁月轮回,新旧更替。一代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劳动力,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已经成为我国新生代的产业工人。据全国总工会今年6月组织开展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2.3亿职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几近一半,占据了我国产业工人的半壁江山。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和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2010年调查数据,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农民工略有改善,但就其整体状况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居住生态支持系统,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自由地流动和发展,从而实现生态与和谐的居住,将是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发展趋势.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分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展的新特征、新诉求,采取针对性措施,破除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取得新进展。     

三维发力助力产业工人蓝领增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湖州市吴兴区聚焦产业工人所需与产改工作所能契合点,创新先行浙江首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通过“三张清单”“三个放大”“三轮驱动”等三维发力,完善产业工人培育机制,着力缩小收入差距,让产业工人蓝领更具成色,拼好共同富裕“扩中”“提低”拼图的重要板块,为吴兴经济高质量赶超发展赋能增效。     

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约为1亿

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新生代农民工被历史推上城镇化建设的大舞台,且成为新产业工人,随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问题、市民化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通过梳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广大学者们正从多元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社会分层、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成本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是近期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切入点,而社会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关键。     

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48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月收入、工作条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发展前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另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流动的次数、劳动强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     

关于实现全面城乡统筹 做好农民工规划管理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有较强烈的权利意识和生活追求目标,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根据有关调查显示,从打工动机上看,新生代农民工42.3%是为寻找发展机会;而传统农民工55.1%为赚钱养家。从工作稳定性看,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而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只有0.09次,两者相差3倍。但从目前看他们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工种简单,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心理反差大,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涉及到我国产业发展劳动力构成及城镇化农村人口转移等战略性问题。因此,2011年就城乡统筹做好农民工管理和规划问题,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如下: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保障机制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热议的话题。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精神文化生活,并易导致相关社会问题的滋生。如何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其文化权利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现行政府文化权利保障机制的分析,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责任机制、考评机制、联系机制、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资金管理制度五个方面思考文化权利保障与政府管理的改进关系,以求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环境下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文化权利工作的开展。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其路径分析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着制度安排和参与渠道缺失、参与主体素质等宏观与微观方面的诸多现实困境.因此,需要从完善制度安排和参与渠道建设、提高经济收入、提升参与主体素质等方面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访谈报告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以探讨其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状况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支持及工作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家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以社区工作介入的角度探讨

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在优势视角下,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做初步探讨,以期寻找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调查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者的调查,拟从这一群体的需求满足状况探讨其犯罪行为选择的过程。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者关注精神需求,但他们的经济条件、家庭环境和同辈群体都难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爱、归属感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矛盾提出：政府应加强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倡导公平、公正的管理理念;社会管理参与社会化,有效发挥社会中间组织,尤其是社会工作组织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提出陪伴式社会工作理念在社会管理中的运用。     

重视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群体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城市建设离不开他们，企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他们。关心、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发展的动力。     

青年劳工群体的公益意愿与公益行为——基于长三角地区七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课题组以长三角地区七个城市3322个青年劳工为调查对象,对他们的公益意愿与公益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与老一代产业工人群体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较之老一代产业工人群体,他们的公益意愿偏高、公益行为偏低、公益行为渠道单一。分析还发现,家庭生活压力、工作稳定性与保障程度、城市生活参与状况及社会关系性质是影响其公益意愿和公益行为的重要因素。要想提升该群体公益意愿与行为,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设计。     

珠江三角洲产业工人的新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基于2010年问卷调查的描述

本文基于2010年珠江三角洲产业工人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同时采用2006、2008年调查数据作纵向比较,得出一些结论,显示出珠江三角洲产业工人的新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从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参与活动两个维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继而从经济、时间、空间三个层面探讨其困境形成的原因,最后就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服务行业,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的特点,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结余,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强度,业缘为主、范围狭窄的人际交往成为制约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主要因素,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政府、共青团和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