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比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四类: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制度因素与心理因素等六方面分析了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因素中表现不同,非农化倾向的定居城市流动意愿与农业化倾向的回乡务农流动意愿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生活意义的再造:新生代农民工日常行为的仪式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步入全新的城市生活环境,不经意间经历了日常仪式的中断、续接、辟新、重建和缺失等与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环节,同时,其内含的日常工作仪式、日常消费仪式、日常休闲仪式和日常情感仪式使得他们生活重现了实在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常仪式在城市社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层级化,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适应了城市日常消费仪式而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间道路仍很漫长.     

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

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差别性政策设置、工作与家庭长期分离的生活模式、工作内容与待遇之间的差距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是引发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有效解决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的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成因及分工影响:基于一个超边际框架

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理论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成因和带来的经济影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是一个必然现象,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对国家经济社会进步有良性的正向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境遇中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对策

一个社会没有主导的价值观,个人随意选择接受某个规范或价值,随意放弃他不同意的东西,这对于社会的存在是颠覆性的,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型问题时用心考量该问题尤为重要。应首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人员流动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觉追求。其次要帮助营造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解负面价值诉求的环境,切实解决他们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体包括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党团员发展工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教育。     

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     

职业代际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阶层与个体健康联系密切，然而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以职业阶层为研究切入点，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实证检验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在控制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后，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向下流动并未显著影响子代身心健康。利用PSM控制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自选择效应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著。通过KHB法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路径存在差异，工作性质和生活幸福感分别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维度的首要影响路径，资源分配机制则是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主导机制。社会流动是社会文明开放的重要表征，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和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2010年调查数据,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农民工略有改善,但就其整体状况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居住生态支持系统,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自由地流动和发展,从而实现生态与和谐的居住,将是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发展趋势.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分析——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研究有助于明晰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性质及其变迁,并可为完善市民化政策提供指导。将农民工流动动机分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采用自陈量表,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流动动机并进行代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上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均以经济动机为首,流动中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缩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更弱,非经济动机更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关系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存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研究——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调查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群体的主力,其社会适应程度不仅关系到农民工个体的生存质量和发展可能,也关系到城乡居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还牵涉到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程度。本研究对在浙江省杭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展开了调查。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认同上有一定的趋同性,社会交往上呈现封闭性,而经济生存上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要积极推进户籍改革,要继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适应,要逐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要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适应。     

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性影响与保护因素

以408名城市青年农民工为被试,运用问卷法测查其心理健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社会支持的相关,结果发现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低于全国常模.社交回避及苦恼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并且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对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逐渐增强。通过对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展开调查,分析他们是否会将利益表达意识转化为利益表达行动,以及影响他们利益表达行动和利益表达行为方式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除性别、受教育程度、月薪、社会地位、社交圈微信等变量外,行业类型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行动的重要因素,而利益实现状况对利益表达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范本

流动之初的农民工大多以收入作为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确立之考量,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诸多优势,其选择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以能否实现城市化,能否融入城市为目的。而事实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许多打工地的"半城市化"导致他们开始返回家乡,在家乡或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出路。伴随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成为趋势。     

职业生涯与工作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实践

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根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和婚姻家庭的拐点出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在工作场域和工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良好适应状态,也由技术层次深入到心理层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可以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提供基本支持.问题是城市向他们敞开了多少空间?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报告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为深入了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和犯罪状况,为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团中央权益部(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课题研究.2010年8月至11月,课题组先后赴广东、浙江、山东、河南、北京5个省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问题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查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课题组深入广东省D市的企业和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与新生代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的信息和资料.在问卷调查中,共计发放调查问卷5500份,回收5246份,回收率为94.9％.深入个案访谈新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罪犯200人.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企业为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交流访谈等方式对武汉经济开发区内部分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心理状况调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工作时间长、工作不稳定、生活堪忧、权利得不到保障等,处于孤独、不安全、有敌对情绪的状态。因此,必须通过企业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政府提供更多资源保护等方法,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健康发展。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