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权威主义历史探因

本文在简要介绍俄罗斯当代“新权威主义”政治特点的基础上,从和东正教有关的“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与普京时代政治体制之间的思想联系入手,分析和论述了“新权威主义”产生的来自俄罗斯民族历史及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旨在揭示隐藏在社会发展形态之下的深层民族性格动因;指出俄罗斯目前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形态和格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其今后的态势走向也必定遵循一定的规律,并充分满足和显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求。     

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长期封建割据造成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晚于英、法等传统西方国家。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路径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由血缘、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一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较为特殊,这也决定了其融入西方过程的曲折与漫长。20世纪90年代,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地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德国民族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新德国问题"。     

"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

复杂多元、碎片化的政治亚文化使马来西亚的各种族、各政党、各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削弱了政治整合的效能,而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由于各种族、各阶层的政治文化存在着相近的或共融的内容,比如权威主义心理取向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再加上政治运作过程中逐渐磨合出的政治妥协、合作和理性等精神,既构成了马来西亚主流政治文化的内在机理,也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奠定了马来西亚软权威主义政治的重要基石,从而成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比较政治学在东南亚权威主义研究中的新进展:议题、方法与趋势

自21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发生了从"民主转型"到权威主义政治的转向,东南亚的权威主义国家也得到了比此前更多的关注。现有研究已经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从权威主义起源到运作过程,再到持续结果的主要研究议题,出现了以斯雷特、比宾斯基和布朗利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他们分别提出了抗争政治与权威主义利维坦形成、执政党组织与权威主义持续性以及精英联盟关系与经济危机结果等理论。这些研究采用了诸如控制式比较、过程追踪和正负面案例的比较分析方法,并引入了时间和空间等维度去发展和检验理论。在未来的研究中,澄清起源和运作过程对权威主义持续结果的作用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权威主义韧性外引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公共福利等国家治理维度的议题,拓宽研究视野,将区域政治与国别政治相结合,是东南亚权威主义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方向。     

儒学与当代韩国

儒学与当代韩国潘畅和众所周知，韩国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堪称最忠实于儒学文化的国家。这不仅在过去，就是在现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尽管因历史课题的不同，有过一些文化重心转移的现象，但是儒家学说作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一贯的历史主线。一以人伦道德、政治伦理...     

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总结之作,对中国的俄罗斯学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认为,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拥护专制制度,而俄国专制制度的性质是君主的家长制统治,即国家与君主一体,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于君主,国家机构只是君主的私人机构,而未发展成为公共机构。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数百年间俄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变迁,认为它是俄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俄国1861年改革后,民族主义和反虚无主义成为俄国保守主义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则演变成独特的自由保守主义。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导致政权与社会的鸿沟加深,自由派与保守派无法合作,帝制最终倾覆。派普斯对俄国保守主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度,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太弱,是导致专制主义强化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俄国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狭隘,而且对俄国专制制度在现实中的政治活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太过简化。对于俄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学者们还需更进一步地理解与阐释。     

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述评——站在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思考

本文批判地总结了20世纪中期以来泰国政治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泰国政治研究的三大视角:国家政治制度、地方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权威与文化观念.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研究者囿于东方主义视角,试图用西方的政治概念规范泰国的历史与现实,剥离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所得出的一系列否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于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的认识.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只有承认各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被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超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做出符合其本来趋势的总体判断.     

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

法兰西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大革命传统和共和主义理念奠定了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石。在民族观念方面,法国与德国的分歧与历史文化差异有关,但也是欧洲大陆两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在法国,共和同化政策被视为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法国在社会文化模式和移民政策方面历来强调"大一统"和"共和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世界上长期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地位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法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文化模式和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挑战。法国人不得不对法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法兰西民族认同,以及法兰西的前途进行重新思考。     

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理念及启示

1994年德国通过立法引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建制的直接原因是原有以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体系为主的制度供给体系难以有效地满足长期护理需求,根本原因则是深蕴在德国文化传统和历史脉络中的社会国原则与国家主义传统。德国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体现了四大理念:一是国家集权与地方分权治理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二是制度覆盖遵循以护理需求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三是制度给付实行预算原则和费用控制原则;四是制度筹资中强调福利多元主义理念。最后,本文基于我国实际,分析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身份政治视域下的移民、犹太人与东德人——当代德国精神状况的三个截面

在六八运动50周年纪念和右翼民粹势力崛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对文化和社会事件及其论述的公共话语的跟踪,梳理当下德国的"左倾"自由主义政治遗产。作为"左倾"政治一向特别关注的边缘群体,土耳其移民及其后裔为主的外来移民、犹太人以及东德人是研究以记忆、融合与认同为核心的德国话语的重要样本。当下的德国在厄齐尔事件之后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多元文化主义的"酷德国"想象,维系战后德国认同的"历史反思"叙述必须回应对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批评和来自新的犹太主体性的挑战,而愤怒的东部德国人也以正在形成中的"东德人"意识呼吁德国修正统一以来的历史书写话语。由身份认同纠缠展开的话语转向正在德国悄然酝酿。     

从多元文化到主导文化——当代德意志语境下移民文化政策的变迁

德国曾长期将国民同质性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二战后多次移民潮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国家。面对内部日益庞大、多元化和文化背景迥异的移民群体,德国始终在历史因素和现实体制的制约中探索合适的道路,以平衡外来移民族群带来的文化多元性和国家认同的统一性问题。近20年来,面对国内日趋激化的文化、宗教和国家认同冲突问题,主导文化(Leitkultur)的主张开始浮出水面,其核心正是围绕着"我们是谁"的问题来重新塑造坚实的国家认同。与之相关的争论,也激发了各界对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民众共同生活基础和移民融合原则的深刻反思。在此过程中,主导文化的主张不仅逐渐成为德国中右翼政党和新兴政党的共识而被纳入党纲,也在整个欧美范围内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资源。     

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

本文作者分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观实质及其民族（国家）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学派的民族（国家）主义为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也为其悲剧性结局负有部分责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客观地分析和探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

八十年代末苏联掀起民主主义热潮,叶利钦借助于这个热潮走向权力顶峰。然而,叶利钦时代开始后,严酷的社会、经济形势促使人们加强对俄罗斯变革的反思,重新寻找出路。社会舆论的新取向和宪法确定的国家体制为新时代的俄罗斯权威主义开辟了道路。俄罗斯的权威主义复兴及其民众政治心态的转化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本文回顾这一转化过程,分析其内在原因和俄罗斯权威主义的一些特点。     

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

一、威权主义概念“权威”亦称“政治权威” ,指某政治领导人或政治集团以其功绩、才干及其它特有的影响 ,使其属下愿意接受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颁布的命令和要求 ,服从自己的权力。这种接受和服从虽然没有成文法律 ,但对服从者来说 ,却被视为正当、合法的 ,而且是出于自愿。古往今来 ,权威对领导者、领导机关或集团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是实施统治的必备条件。一百多年前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就强调了权威的重要性 ,即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1]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 ,也称之为“威权主义” ,英文均是ａｕｔ…     

新权威主义政治的有限合理性与民主转型的必然性——以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主要论说对象

东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适应性，但这种政治制度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只是向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且其自身还存在着结构性弊端和潜在的危机。对其合理性和适应性不应过分夸大，对其经验和制度不能简单模仿，更不能以之作为自己国家拒绝民主转型的理由。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新中世纪主义:一种“后国际”体系观

继全球化理论之后,德国学者乔格·弗里德里希通过对“中世纪主义”的类比和隐喻方法,极富想象力地创造了“新中世纪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后国际”体系的新范式。新中世纪主义被定义为“一个由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二元普世主义凝聚起来的权威重叠和多重忠诚的体系”。新中世纪主义对全球化理论的话语霸权构成了挑战,它认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断定主权国家行将消亡的结论是十分偏执的,在后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和跨国市场经济是两种长期并存、相互竞争的普世主义,它们与社会行为体一起构成并行不悖的三大行动领域。新中世纪主义认为,缺乏无可争议的至尊权威是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

“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在德国的政界和学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德国对外政策的实践评介了这一理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国内稳定的市民社会和以市民社会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角色设计方案。在实践中 ,德国外交政策致力于多边主义原则 ,坚持“西方一体化”取向 ,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 ,但它同时也受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和影响。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仍然有其发展的限度。     

政治现实主义观念形态的变更及其理论提示——从“国家理由”观念到“现实政治”思想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在其成熟形态到来之前还经历了"国家理由"和"现实政治"两种观念形态的典型发展时期。本文通过政治现实主义两种观念形态变迁的论述,意在展现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丰富内涵及其一脉相承的精神本质,在普遍关注现实主义成熟形态的当今,提供一种有关政治现实主义的纵向考察,为思考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寻找一种历史的视角,尤其是展示理论寓于时代所特有的关切和抱负。     

二战后的西德与犹太人问题浅析

在２０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比德国与犹太人的关系更为敏感和引人注目了。二战结束后．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德国着手进行“非纳粹化”和消除军国主义的影响，逐步地由二战的发起国转为两大阵营的伙伴。在这一进程和此后的历史中，犹太人问题始终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交织其间。 所谓犹太人问题，最初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指纳粹屠犹罪行所要求德国作出的认罪态度和赔偿；７０年代后，随着东欧和苏联犹太人的大批移民德国，犹太人问题渐渐成为德国的一个政治问题，并由于极右翼分子的推波助澜而倍受关注。 二战的硝烟弥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