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度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嬗变

社会关系模式是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交往与联系的普遍方式,身份与契约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度的建立促成了准身份的盛行和契约的消解。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准身份的弱化与契约的复活。从目前来看,准身份去而未除,或将长期存在;同时,契约刚性结构虽已建立,软性文化支撑却有待完善。因此,应当在大力推动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主导性趋势的同时,适当推行从契约到身份作为其补充和完善,以实现契约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社会契约再探索——兼评秦晖广义契约论

"广义契约"的概念不但模糊了身份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区别(就民事契约而言),模糊了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区别(就是否依社会契约成立政府而言),使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失去了意义;而且它还包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也是更普遍的错误,就是把社会契约当作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人民自己与自己缔约"并非卢梭的"思辩把戏",而是英、法、美各国启蒙思想家共同坚持的原则.所谓"人民自己和自己缔约",若非是为了强调社会契约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那也不过是"组成人民的全体个人协商一致"的不准确的翻译而已.相反,倒是不求甚解的学者们所杜撰出来的"洛克"的"小契约"学说是没法理解的社会契约理论解释的是政治社会的起源或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诚如潘恩所说,政府尚无,人民与谁缔约?     

重思“从身份到契约”命题

梅因以印欧民族的史料尤其是罗马法资料为基础,提出了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命题。他未分析市民身份,这与其研究重点是家庭的解体有关。他未仔细分析这一运动的成因,因其注重的是对现象的描述,且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并不认同的自然法学说推动的。他未分析法、德的情形,但它们的历史也表明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是成立的。二十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家对合同内容进行干预等现象并未使梅因的观点丧失重要意义,而是在合同自由之外突出了合同正义。     

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研究——以劳动者保护展开

近代社会通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实现了近代社会进步的正义。然而，近代社会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平等自由，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演变成一种“新的身份”——强势和弱势主体，这种新型的身份关系的出现，使得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倒转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基于强势和弱势主体地位的认识，决定了对弱势主体“倾斜保护原则”的必然产生，而“倾斜保护原则”正在实现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劳动关系的人身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性特点，使得表面的、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形成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强势和弱势主体之分，这就应该以“倾斜保护原则”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处理好从自由到平等的转换，进而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     

异地为官抑或改流归土?——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剖析

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智慧。然而,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今天,到底是坚持＂异地为官＂还是转为＂改流归土＂,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梳理了两派学者的不同论见,通过考量地域回避制度的设计初衷和现实效果,认为当前的异地为官制度不仅没有发挥制度设计初衷时的有效作用,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县政改革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消极和阻碍的意义。     

析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

英国古代法律史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享利、梅因（1822—1888）在其名著《古代法》一书中提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功,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功。”这一论断描述了古成法律制度发展的轨迹,在一定程变上反映了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特点。本文拟就这一论断对法律史学发展与研究的贡献及其缺陷进行剖析,就教于方家。(一)“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断总结了从古罗马父权制为基础的奴隶制下的亲属关系到中世纪下的农奴制封建等级制度,最后发展到资本主义完全的契约自由的社会发展规律。梅因认为,“身份”是指“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     

关于我国政府官员定位变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逐步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政府官员定位的变革已经具备了经济基础、政治动力和文化需求。现阶段,我国政府官员定位的变革主要包含从身份向职业的变革、从管理向服务的变革和从对上级负责向对人民负责的变革。为了实现政府官员定位的变革,必须将思想的启迪、制度的推动、法律的规约、监督的完善和管理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促进青年融入欧洲社会的政策力量

在欧洲青年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政策成为一种重要推动力量。这种力量发端于欧洲委员会对于青年政策框架的建构,此框架对青年和青年政策最原初的理念提出了询问,并关注于政策落实的配套制度。对配套制度的思考形成了著名的欧洲青年政策的5个＂C＂和4个（或8个）＂D＂,从而促进了青年政策的完善。与此同时,在欧盟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层面上,建立起培训和实践领域内的伙伴关系,形成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政府到研究机构,从官员到学者,从制度领域到实践领域,为推动青年融入社会,建立起了完善的政策体系。     

简论权利法观念的弘扬

从特定身份关系到契约的运动就是从义务法观念到权利法观念的变迁过程。然而在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义务本位积淀的中国 ,弘扬权利法观念依然任重而道远。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     

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反思《合同法》第210条

实践合同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挑战。我国《合同法》第210条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此在司法实务似未有疑问,但理论界对其质疑不断。首先,立法未明确说明为何将"提供借款"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区别于保管合同中的成立要件,此有损于体系的一致性;其次,将"提供借款"作为强制性的生效要件,此为国家意志不正当介入私人领域,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再次,应区分合同之有偿、无偿,并作不同规定,因为在此两种情况下,贷款人之利益状态有明显不同。故有必要对《合同法》第210条进行重新架构。     

试论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解释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否定说认为该条文没有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规定,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宽泛肯定说认为《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以及"债务人依照约定而为交付"两种情况;不足肯定说认为该条文实际上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享有履行请求权,只是该规定尚不明确,在我国尚未形成第三人利益制度。经过比较分析,宽泛肯定说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试论工会组织在集体合同制度中的作用

我国《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工会组织在集体合同制度中的作用进行了明确规定,然而在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工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本文分析了这些障碍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集体合同制度中重要作用的若干思考。     

劳动权视野下的人事保证合同效力论

无论从当下的现实诉求出发，运用实证分析工具对人事保证合同予以研究抑或对劳动权权利谱系予以解读和对劳动权予以价值分析，都会产生同样的结论：现阶段，我国《劳动合同法》不应该移植人事保证制度，并对其作规范化、模型化、体系化建构；并且在其合同效力的合法性上，现行法律应持否认态度。     

离婚协议中赠与方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探讨——兼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

2011年8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行以来，离婚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约定赠与方任意行使撤销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受赠方权利无法实现，背离了当初选择协议离婚的初衷。虽然《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涉及婚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于该法，且这种认知在我国被普遍接受。但是法律都是相通的，不同的部门法之间有个性也会有共性，既不能抹杀个性，也不能对共性视而不见。为了保障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具体实现，文章首先厘清了《合同法》与《婚姻法》的关系，进而论证在离婚协议中设定违约责任条款是可行且必要的，从而得出赠与方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之结论。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弊端”论之辨析及对策

《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了诸多可以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是五种形式的合同之一,况且,《劳动合同法》还增加了企业解除合同和裁员的规定,不会导致用工机制僵化;所谓"人力资源成本的增加"实质上是一些违规企业承担了本来就应该承担的义务;《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者倾斜是实质公平的体现,但并不会因此不保护企业的利益,从长远看,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用“安康”建设促进实现“体面劳动”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公司近年切实强化对"安康"意义的认识,细密完善内部"安康"保障机制,让安全生产部心无旁骛地抓安全,将"安康"指标写入风险抵押集体承包合同,充分发挥工会在"安康"实施中的特殊作用,并注意用竞赛联动推助"安康"工程之实施,使公司"安康"状况不断发生新改观,员工的"体面劳动感"亦较以往明显增强。     

劳动法律关系的“实体化”控制——以“用工”为研究基点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立的劳动关系"用工论",极大地增进了劳动关系的实体化意义。学界对于"用工"本体的认知即用工起点与用工本身的区分、用工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涵义的思考仍未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从劳动关系的发生、运行和终结三个角度,解析现行劳动关系本身存在的三大逻辑乱象:有劳动合同却无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割裂"问题、有劳动过程却无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虚实"问题以及有劳动关系"不法"时的法律处置问题。劳动关系主体意思表示的主导因素在于"用工合意"而非书面合同,未来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以"用工事实"为基础进行实体化控制。     

论未生效合同及其救济

未生效合同是合同法确立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合同状态,不仅与无效合同、有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有明确的区别,而且具有效力上的可救济性。对未生效合同进行合理救济,不仅是贯彻合同法确立的鼓励交易、合同自治原则的需要,而且也是司法和执法实践中正确解决合同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谋求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社会和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