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

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又一创新,也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导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司法改革潮流、建立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构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就要合理分配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诉讼权限,建立起协同诉讼的机制和诉讼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民事诉讼审前争点整理程序是民事审前程序的核心程序,承担着防止诉讼突袭、促进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但尚存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配置不科学,与程序本位理念相背离和缺乏程序制约机制等诸多问题.应重新定位民事诉讼审前争点整理程序的主体,合理设置多样化民事诉讼审前争点整理程序,强化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效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语境下的民事诉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有所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要求,但仍有一定距离。主要原因是没有彻底转变诉讼模式,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没有理顺,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不恰当。因为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并且是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共同发展趋势,该诉讼模式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中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鉴定程序改革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

由于鉴定程序制度改革的滞后,相关鉴定的民事诉讼案件一审、二审以及再审循环往复、连绵不断,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使民事鉴定程序的改革走出迷雾,必须在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改革进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在价值选项上要以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观作为评价改革成败与否的基本标准。民事鉴定程序的价值取向就在于基于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社会自由、平等、正义的法律认可和规定,以实现民事鉴定程序中各类社会主体的利益需要,保护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已经成为现代民事诉讼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必然需要引入释明权制度.通过对释明权的含义、性质及价值的充分认识,构建立足于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释明权制度,有助于推广程序正义精神.     

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制度研究——以我国诉讼模式的转换为背景

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明确家事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区别,缺乏对家事诉讼的特殊性的考虑,尤其是在证据调查领域。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或者遇到困难时,缺乏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法院也严格遵循一般民事纠纷的举证原则,不予主动调查。同时,法官的依职权介入容易被指责为职权主义的回归,从而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家事诉讼中法院证据调查权不仅从实质正义的视角出发促进了中立原则的实现,而且弥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     

民事诉讼撤诉制度的法理探索

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撤诉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了当事人平等、自由处分、主体地位等诉讼理念 ,反映了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正性。我国民事撤诉制度呈现出法官控制诉讼进程、当事人地位客体化的强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结构的特征 ,不符合尊重当事人人格的要求 ,暴露出种种弊端 ,应予以改进和完善。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

缺席审判是指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为的审判。我国现存缺席审判制度的缺陷表现在 :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受到限制 ,既有违诉讼的程序正义又不利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立法的操作性差、诉讼率低下 ,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 ;缺席判决由法官主动依职权作出 ,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缺席审判制度改革时宜采用一方辩论判决模式 ,完善缺席的认定标准、缺席的正当理由、一方辩论程序的开启和共同诉讼的一方辩论的判决程序等方面的立法     

论民事抗诉中的程序正义理念

公正是民事诉讼首要和最高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不仅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检察抗诉中也要注重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树立程序正义至上的理念。     

民事诉讼自认制度的诉讼模式环境与我国的制度完善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相应的运作环境。民事诉讼模式环境是民事诉讼自认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国民事诉讼自认制度的诉讼模式环境应选择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国的民亨诉讼自认制度应从构成要件、自认的效力、自认的撤销与追复、对恶意自认的制裁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

政府监管和法院诉讼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放松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和公民更多的自由,还意味着以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替代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意味着强调法院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过诉讼实现执法从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是政府监管与法院诉讼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的结合,这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在"官告民"机制中政府行使的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权,这不仅意味着行政 司法的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确立,意味着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结合,还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重大变革。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关系 ,各种观点互有争议 ,该问题不仅为诉讼理论问题 ,且关系到诉讼中人权保障、诉讼模式等一系列实质内容。但有些提法抛开法律文化背景与法制现状 ,一味强调程序优先或过分坚持实体优先 ,有失偏颇。本文试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历史渊源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背景下民事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基于正义两面性的考量

中国民事审前程序较为单一地强调其诉讼前准备的价值，而忽略了其直接解决纠纷的价值。对民事审前程序进行二元性价值改造是中国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必经之路，而这一改革的前提是解决法院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司法权的历史变迁、正义的“两面性”与域外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证明了法院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也为民事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提供了理论基础。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模式及司法成本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已累计出现10余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例既是"能动司法"理念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的突破,也提供了公益诉讼的若干原告模式。比较不同模式的司法成本,不难发现,以检察机关为主,以政府职能部门和环保组织为辅的联合原告模式,最易于降低司法成本和分散诉讼风险,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可持续发展最为有利。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逐渐增强，民事纠纷尤其是小额纠纷的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建立一种简易、快捷、低廉的法律制度，利于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是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从小额案件的特点以及我国现有的实践情况看，小额诉讼建立的价值取向：低成本和高效率。     

以程序正义为视角论侦查程序诉讼化

程序正义是人们所公认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侦查程序诉讼化是侦查程序存在的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针对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研究必须以侦查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价值为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剖析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对未来侦查程序诉讼化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 ,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不同于证明责任。充分认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存在的联系与区别 ,对于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 ,推进庭审改革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缘于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诉讼目的公益性、受案范围类型化、诉讼结果扩张性等特点。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原告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诉讼前置程序的设定强化了保护公益及防止公益诉权滥用的目的;在消费公益诉讼的处理规则方面,对和解、调解、撤诉等方面的限制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而裁判效力的扩张又超越了传统既判力制度的规定,为确保维护公益提供了特别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