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

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又一创新,也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导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司法改革潮流、建立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构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就要合理分配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诉讼权限,建立起协同诉讼的机制和诉讼关系。     

和谐司法语境下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构建

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博弈的结果,也是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权利相互妥协的产物。释明权本身含有沟通共识的内在要求。它是连接法院职权与当事人权利的纽带,也是构筑法院与当事人和谐关系的桥梁。应从协调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入手,在为实现权利而真诚沟通的和谐司法理念指导下,加快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基础培育与法律规则体系的完善,加快构建以和谐司法为理念、以达成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和谐状态为目标的法官释明权制度。     

促进诉讼影响下的法系趋同与我国改革路径

促进诉讼理念以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保障听审权的程序保障论和当事人自我责任论为正当性基础,体现时间利益和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之间的平衡,并展现两大法系的诉讼制度趋同。与之相比,我国仅依靠审理期限宏观外在把控诉讼节奏,导致法院权力不规范扩张和当事人权利过度压缩等问题。我国目前引入促进诉讼制度还只局限于举证,缺乏全局性。全面引入促进诉讼理念,可以"合理"提高诉讼效率,重塑法院不合理的成本分配,并加强诉讼制度的程序保障。为切实贯彻促进诉讼理念,需要在《民事诉讼法》中增添促进诉讼原则,改变我国法官职权权限配置结构,并落实违反促进诉讼理念的制裁措施。     

论民事诉讼中审判权的主动性

我国民事诉讼中审判权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调查取证、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追加、法官的释明权及再审程序的启动几个方面.当事人处分权的有限性和公法秩序的要求使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成为必要,追加当事人则是彻底地、一次性地解决纠纷和当事人适格的要求.随着辩论主义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立,作为弥补辩论主义缺陷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应运而生.针对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应予取消;而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考虑适当扩大,法官的释明权制度应继续丰富和完善.     

协同主义民事证据收集制度之功能研究——以书证收集为中心

协同主义观念下的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是一种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并强调法院与对方当事人辅助与协作义务的证据收集制度。相比传统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证据收集,它具有保障当事人充分履行证明责任、维护实体权益,保障弱势当事人的收集证据权利的落实,提高弱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缓解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据偏在问题,保障诉讼证明活动中正义原则的落实,抵消证据党派性的负面影响,克服传统对抗制的不足,实现证据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并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等诸多功能。     

论诉讼调解中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

诉讼调解复兴是和谐社会政治语境下司法政策的相应调整和过度反应,同时存在具体制度方面的趋动力.诉讼调解异化为一种方便审判权行使的手段,成为法官追求办案结果或效果的工具,因而导致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审判权本位.当:事人处分权虚化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破坏了诉讼调解的公正.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弱化法官的调解职权,使审判权为处分权提供保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回归民事调解的基本原则,恢复诉讼调解的灵魂.     

和谐语境下民事诉讼模式实证分析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战略之下,和谐主义司法成为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模式中的构建中,和谐主义司法起到价值基础的作用。在和谐司法的语境下,结合主义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适度吸收职权主义的合理因素的民事诉讼新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构建的理性选择。     

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

缺席审判是指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为的审判。我国现存缺席审判制度的缺陷表现在 :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受到限制 ,既有违诉讼的程序正义又不利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立法的操作性差、诉讼率低下 ,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 ;缺席判决由法官主动依职权作出 ,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国缺席审判制度改革时宜采用一方辩论判决模式 ,完善缺席的认定标准、缺席的正当理由、一方辩论程序的开启和共同诉讼的一方辩论的判决程序等方面的立法     

民事诉讼撤诉制度的法理探索

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事诉讼撤诉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了当事人平等、自由处分、主体地位等诉讼理念 ,反映了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正性。我国民事撤诉制度呈现出法官控制诉讼进程、当事人地位客体化的强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结构的特征 ,不符合尊重当事人人格的要求 ,暴露出种种弊端 ,应予以改进和完善。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向——坚持事实发现领域的对抗制

民事对抗制以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和法官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其灵魂为程序自由主义。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事实发现领域的对抗制的基本方向,取消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权,强化和保障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     

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

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作为当事人双方和法院追求正义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而当事人的陈述,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位列证据制度的第一位,证明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本文从当事人陈述这项证据位置的变化入手,通过比较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俄民事诉讼的立法,证实了当事人陈述是具有查明案件真相、防止诉讼拖延、追求"法律真实"等重要意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     

体制转型时期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期，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证据失权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落实举证期限，保障诉讼程序的合理运转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据失权制度运行也需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措施。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论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制约公司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法律一直未明确确立这一制度,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依公平原则受理和判处了几例派生诉讼案件.本文论述了派生诉讼的概念、性质和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一些在我国建立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意见.     

论刑事证据的新变化

以新刑诉法证据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办案人员应如何理解与把握刑事证据的新变化,如何依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如何承担起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格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的最高权威,是司法人员今后在诉讼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赔偿责任机制研究

政府和集体组织经常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作出具有一定事实上强制性的引导,在农地流转领域,类似的违法性引导时有发生,但目前的民事和行政诉讼难以将政府和集体组织纳入到被引导方发起的索赔诉讼中,本文建议立法通过建立经济法责任的方式,在一次诉讼中集中化解各方主体的利益纠纷,不仅保护农民等市场主体的利益,强化了政府等单位的市场引导行为的合法性意识,而且也降低诉讼成本,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存疑不起诉案件民事赔偿代理程序探析

某些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虽然定罪证据不足,但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是充足的。依据现有法律,公诉机关就案件的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也随之终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诉求也就不能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而不得不转入自诉程序。这种诉讼结局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侦查机关已取得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也加重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难度和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被害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缠访缠诉。因此。最为合理的作法是对此类案件应当由公诉机关代理被害人及其家属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程序。     

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公共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仅依靠政府管理、舆论监督以及传统的民事及行政诉讼等方式,已经不足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更不能及时发现及解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充分发挥和实现每一个公民保护公众利益的权利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设想,以期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公益保护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