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的“管家”

无论理论抑或实践,都有力地证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领域,国企之存续实乃国之根本。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大多具有少受国家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是以,尽管诸多企业早已跻身全球市值"巨无霸",但丰厚的盈利似乎却与民众愈     

试论我国行业管理法的地位与体系

行业管理法在经济法部门中的地位 ,既不属于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 ,亦不属于国家从微观上规制市场而形成的市场规制法 ,而应当属于调整中观管理关系的中观经济法。从其内部结构来看 ,行业管理法可作行业管理基本法、行业管理部门规章制度和行业协会的自治性规范等划分。作为中观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业管理法与隶属于宏观调控法的国家产业政策法是既相互独立又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度体系。两者相互衔接 ,相互依存 ,共同承担着调整国家产业关系的重任。     

基于法治的自治——行业自治规范的实证研究

行业自治规范是行业协会根据自治权自行制定的调整其组织结构及行业事务的规范之总和,主要包括协会章程、行规行约和行业标准三类。由于行业自治规范影响着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而国家法也规范着行业自治规范的形成,因此,必须协调行业自治规范与国家立法的关系,恰当划分各自调整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两者间的互动和合作机制。行业自治规范具有国家法律和私人契约的双重功效,它的效力边界主要限于成员而不涉及非成员。行业自治规范的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方式应当慎用,立法监督方式可用,司法监督方式则最合适。     

论中国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之后,面临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适用的问题。以石油行业为例,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不应是主导的指向,应当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的前提下,确立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之间的协调原则,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适用。     

行业纠纷调解与若干调解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山东省高密市为范本的阐述

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重在作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就"高密模式"的行业纠纷调解与其它类型的行业纠纷调解之间作一比较分析。希望能加深对高密行业纠纷调解制度的理解(以下所称"行业纠纷调解"皆指"高密模式"中的行业纠纷调解制度),并对我国行业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别拿“行业优势”当饭吃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有一著名论断,说即便是一条狗,在央视混得时间长久了,也照样会成为一条公认的"名狗".诚哉斯言!此乃所谓的"行业优势"是也.然而,如今却有不少得益于这种"行业优势"而成名的名人,动辄拿这种"行业优势"冒充"虎皮"吓唬人,甚至干脆拿这种"行业优势"当饭吃了.     

拍卖法中的行业惯例——“瑕疵担保免责”刍议

2008年,"苏敏罗诉瀚海拍卖公司以253万拍卖吴冠假《池塘》画"一案原告的败诉,引起了拍卖行业内外对"不保真"惯例的热议。拍卖行的"不保真"作为一种国内行业惯例,乃至于国际通行的运作模式,为时已久;而此明显不合理的规则之下,隐含着某些法学、社会学、哲学等的考量和博弈;表现在现实层面,即是行业惯例的运行规律。本文欲从行业的惯例原理出发,解读《拍卖法》第61条关于"拍卖标的瑕疵担保声明责任"的法理;同时通过其产生渊源的分析,探讨当前中国拍卖业内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机制,从而为我国拍卖行业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言献策。     

谁是专利药到期潮的受益者

随着美国专利药到期潮的来临,全球生物医药行业"风起云涌"众所周知,专利是企业抢占市场和保护市场的重要武器,它就像是"矛"和"盾",在企业开拓市场时充当"利枪",在保护企业利益时又筑起坚固"盾牌"。     

关于加强律师行业诚信建设的思考

诚实守信对一个行业来说，其基本作用是树立良好的信誉，树立起值得他人信赖的行业形象，它体现了社会承认一个行业在以往职业活动中的价值，从而影响到该行业在未来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律师行业诚信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江苏省律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

中国在社会信息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制环境依然很严峻。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任务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然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易事。自律机制是美国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机制,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用,但它并不适合我国。欧盟"资料保护"制度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个人信息保护关涉基本人权,应由立法进行。我国宜借鉴安全港模式,积极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同时倡导行业主动采取自律手段保护个人信息。我国台湾资料法可谓兼顾中西的一个尝试,对我国大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德国家政服务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家政服务已然发展成为了一个蓬勃的产业。但是,调整家政服务的法律制度却凤毛麟角,法学理论界也少有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其在劳动法律制度方面享有盛誉,因此对于德国有关家政服务法律制度进行综合考察应该是能够为我国建立一套科学的家政服务法律制度提供借鉴经验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法律思考

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立法与监管变得愈加重要.在不断强化对互联网金融微观合规监管、竞争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同时,需要逐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宏观审慎监管,这需要在法律上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否纳入以及如何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这一问题关系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系统性金...     

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

考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独立存在,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走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走出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两个阶段,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变迁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幕后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律意识形态并没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观念体系".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

从商业实践的视角观察公司法资本制度的逻辑与演进,有助于理解全球性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不同路径以及我国2013年改革的争议。法律对公司资本的约束起源于描述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过程,揭示资合公司的起点与治理架构的基点。公司实体的持续存在催生了"资本维持"的初始观念,"有限责任"的外部性则最终塑造出法定资本制的核心规则。但法定资本制简单而朴素的逻辑难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商业实践,由此见证了会计、估值、债务契约、证券监管等辅佐、分担或替代了法定资本制的部分功能。法定资本制改革具有内在动力。改革抛弃了传统而僵化的"法定资本"概念,将资本制度的重心从债权人利益保护转移到股东权益的合理配置。我国公司法在规则层面实现了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但与之对应的商业理性与行为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和商业实践来弥补认缴登记制立法的疏漏。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行政法体系,其中的许多内容将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WTO司法最终理念所确立的"不利影响标准"对我国现行的"合法权益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WTO法制统一原则要求行政相对人有资格对更多的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提请司法审查;WTO争端 解决机制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     

罗马法的借鉴价值

罗马法作为人类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法律体系,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关键在于它的借鉴价值。它随着罗马国家的形成应运而生,顺应罗马政治、经济的需要不断发展,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衰落;但由于特殊的历史需要,罗马法在中世纪又获得“复兴”。其历史源远流长,以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它以比较成熟的法学理论、深刻的法律思想、科学的法律体系等特色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此同时,罗马法的内容极其充实,它的很多原则和制度被近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不言而喻,罗马法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罗马法所得出的结论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从“先占”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先占”是领土取得的主要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也有相关的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发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管辖的国家,国际法学家关于“先占”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Legal Feminism and Foucault – A Critique of the Expulsion of Law

Contemporary theoris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eceptive to the selective incorporation of Foucaultian theory within feminist frameworks. However, the reception of Foucault within feminist legal critique has been less enthusiastic. The most celebrated theorist to argue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Foucaultian insight within the feminist analysis of law is Carol Smart. While conced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her work,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caultian thesis on law is considerably more problematic. Illustr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she adopts an unnecessarily pessimistic progno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ucault within legal analysis and reform,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an emerging counter-interpretation of Foucault that presents the possibility for a more promising application, seeking to provide a defence both of the utility of Foucault for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of the utility of legal reform strategies being exercised for feminist purposes.     

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

法理学不应被降格为琐碎的技术,而应坚守精神的高度,应为一种德性的法律生活提供精神的牵引与人文的支撑。法理学界在围绕法律全球化、法律理想图景、法制现代化、法治与和谐、法治与社会公平、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的研究中,中国意识、问题意识、实践意识的日渐凸现,加速了法理学研究的分化与聚合、进深与提升。取道中国,立足当下,发乎问题,关注实践,将是未来中国法理学成长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