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证明及其纠偏——以“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证明和传统犯罪存在不同。“荐股”类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的犯罪成员、被害人和犯罪资金较多,查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关于具体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数额“份额”更是难以证明。司法实践中常以“综合认定”对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予以认定,出现了“黑箱”证明。“黑箱”证明不仅会影响网络犯罪的事实认定,也容易引发具体犯罪人的量刑偏差。“黑箱”证明的纠偏需要补强量刑证据,优化印证,同时也需要推动刑事诉讼思维理念的现代化。     

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的影响及完善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公民,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团体,其话语权在制定社会行动规则、参与社会行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网络成为公民参政议政和行使监督权利的崭新平台,网络话语权也应运而生。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凸显了新的特征和优势,它不仅拓展了网络舆论的空间,更是对行政问责建设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网络话语权的出现,对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

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论盗窃罪量刑规范化的缺陷与完善

盗窃犯罪是比较常见和多发的一种犯罪,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盗窃行为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不断地深化,从而使得盗窃罪原有的量刑标准已经不能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盗窃罪内容的修改,使得《量刑指导意见》在量刑规定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缺陷。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盗窃罪量刑的具体规定,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盗窃罪量刑进行科学的完善。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务问题探讨

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导向下,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放宽对案件证据要求的现象,易导致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偏差。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数额认定、是否复制他人作品的认定以及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要严把证据关,严格依照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网络反腐"中的"话语权"问题分析

"网络反腐"是一种能极大改变普通公民反腐话语权行使的新型反腐模式.由于中央权威认可"网络反腐"话语权的合法性,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在反腐中的话语权合作.但"网络反腐"话语权的有效性仍取决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配合与发掘,在实践中也仍无法摆脱合法性质疑与各种消解抵制.树立"善治"理念、出台专门法律、培育话语权主体公共精神、禁止敏感政治议题表达则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博弈、自信与破藩：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势态与风险防范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复合型的思想观念,其话语权的建构经历了从话语博弈到话语破藩的历程。聚焦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论调下中西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较量,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多样化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对弈的现实势态,打赢以"价值观博弈"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以彰显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坚定的人民性立场、实践性特质以及科学的价值保障来增强话语底气。通过抓住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实现的关键切入,筑牢话语权"躯干"、鲜活话语权"血液"以及提升话语权实效,以破除束缚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作用发挥的藩篱,从而有效防范主流价值观话语危机。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非法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对象。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犯罪的,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非法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据是否利用工作便利进行分别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必须在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而且主观罪过是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间是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行动与言说: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哲学分析

阿伦特将社会治理活动分为行动与言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由此来看,在雅典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已经发生了功能性分化,但行动者与言说者仍然合于公民一体。在中国古代的士人政治中,行动与言说在君主与士人之间发生了实体性的分化,使君主与士人分掌了社会治理的行动权与话语权。在现代政治中,行动权由国家所独占,话语权则由国家与社会分享,社会主要是通过言说参与公共生活的。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宣告了行动者的归来,也宣告了现代社会治理所独有的"行动—言说"结构的破产。当前的治理重建须以行动权的分享为方向,让社会与国家成为共享了行动权与话语权的平等治理主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社会治理。     

以幼女的刑法保护为视角论“嫖宿幼女”何以为“罪”

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频发,在媒体上、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意,纷纷以嫖宿幼女罪量刑过轻为由要求改革直至取消该罪的存在,并将嫖宿行为划入强奸罪的序列。与此同时,法律精英群体却与民众展开了"角力战",二者的激烈碰撞让立法者与司法者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了一种选择困境。将嫖幼罪尝试性的修改为"对儿童的性侵犯罪",且一并修改其量刑幅度,在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给予潜在的罪犯最大的震慑与规制,应该是一种改革的方向。     

话语权的解释框架及公民社会中的话语表达

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份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指一种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一方面又是"权力",指支配话语的能力与程度。权利,展示为社会的规则安排并反映出该社会规则安排的合理程度;权力,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布局并标示出该社会中话语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基本的话语表达主要有三个,即国家话语、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它们分别具有相应的话语目标与内容。在功能上,上述三话语系统的动力模式与运行方式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价值与作用。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犯罪"情节的思考

酌定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对其前提条件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和把握 ,对此 ,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认识。在本文中 ,作者在对刑法中的“情节” ,定罪情节量刑情节等概念进行了考察分析之后 ,认为量刑情节具有决定宣告刑、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因此 ,酌定不起诉条件中规定的“犯罪情节” ,应作量刑情节理解。     

毒品犯罪死刑废除若干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其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借本文分析了毒品犯罪死刑废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别从立法、司法、量刑制度的层面提出我国式的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以不断顺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     

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批判与反思

自T.H·马歇尔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视为公民身份的构成要素,并建构了一种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内核的"三位一体"的权利体系以来,他的公民身份理论就激发了人们对公民身份问题的浓厚兴趣,并经常在有关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中处于争议的中心。无论持赞同态度,还是批判态度,在很多时候人们不得不在其所开创的公民身份分析框架内开展工作。澄清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内涵及其所面临的各种批判性解读,有利于深化对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     

“后真相”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在"后真相"时代,"另类事实"在社交媒体空间泛滥,人民的信念与可观察的事实背道而驰,人人竭力抢占舆论先机,意图争夺话语权。"后真相"现象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社交媒体助长了认知偏误,市场诱因导致假新闻泛滥。"后真相"现象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冲击,"后共识"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民粹主义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后真相"时代,应提高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功能;掌握网络议题设置权和舆论引导权;强化法治观念,加快网络技术革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形成新媒体场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洪流。     

论“引诱幼女卖淫罪”之适用——以援助交际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涉及引诱幼女卖淫的案例较少,该类犯罪并没有引起我国司法部门的重视。但是,援助交际现象的出现,不仅让民众感到不可思议,也为法院对引诱幼女卖淫罪定罪量刑带来新的挑战。在分析援交与卖淫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对引诱幼女卖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与相关罪名进行界定,并分别对"明知""、幼女的认知能力"和"引诱"做了剖析,有助于司法机关认清此罪与彼罪。在本罪的刑事裁量上,建议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相关的酌定量刑情节。     

包容犯及相关问题的探析

包容犯是行为人在实施前罪的过程中又实施了与其具有并发关系的另一种犯罪即后罪,但刑法仅将后罪作为前罪的加重量刑的情节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犯罪形态。包容犯是重罪包容重罪或轻罪的法定的一罪,其加重处罚的原则合理地制裁了现实社会中主观恶心极大的犯罪分子,其罪刑相适应的优点有力地回应了学者们对加重处罚原则提出的异议。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社会化与未成年犯罪根源的相关性研究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未成年犯罪,历来是一件令社会及广大公众感到痛惜的事情,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无论源于何种原因的犯罪,都与未成年其自身所经历的早期社会化过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未成年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延伸和发展的,这一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在家庭中开始并完成的,父母承担了未成年社会化的重要职责,父母是未成年社会化的施教者、引导者和模仿者。关乎未成年早期社会化重任的家庭教育,在未成年的成长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家庭教育是未成年社会化链条上极其关键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环节的任何缺失和错位是导致未成年犯罪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