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犯罪现场勘验若干问题探讨

正犯罪现场勘验是侦查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法医学现场勘验自古至今在命案侦破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秦代,《封诊式》中就已经有法医现场勘验程序的记载~([1]),从近代到现代,司法体制的不断改革对法医学犯罪现场勘验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对法医学犯罪现场勘验的历史及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客观地分析了法医学犯罪现场勘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审判为中心前提下法医学现场勘验的发展路径,旨在对各界学者有所启示。     

司法鉴定主体之立法刍议

早在奴隶社会初期,随着国家司法职能活动出现,就有了鉴定活动.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汉比法典就有关于现场勘查和司法鉴定的内容;我国办案中利用物证亦已有悠久历史,秦墓出土的《秦简》(封诊式)关于现场勘验中利用手印、足迹的记载,说明这种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现代诉讼制度中,认定事实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的情况将越来越复杂,需要进行鉴定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加.事实上,有不少案件如果不依靠高超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是不能了解和认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而目前我国司法鉴定领域的立法存在着大量的空白,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特别是作为鉴定活动的主体——鉴定人方面的立法更是简单、笼统.例如如何选任鉴定人、鉴定人资格的取得、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对鉴定人在鉴定活动中的法律监督等,虽然我国     

出土文献的法学价值

20世纪的出土文献令世人瞩目,相关研究成果扣人心弦。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法律史料,如: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律》、银雀山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与《周易》、郭店出土的儒家与道家文献以及其它古佚书,等等,使久已失传的律典及法律思想方面的文献得以重现,为改写中国法律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广阔的空间。     

秦的诉讼制度(连载)

<正> 七、案件审讯案件审讯是司法机构对案件的诉讼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讯问,是诉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审讯,通过查对证据,才能对案件作出判断。秦司法机构在受理案件后和作出判决前,一般都要经过审讯。秦统治者对案件审讯作了一系列规定。 (一) 原被告双方到场云梦秦简《封诊式》共收录治狱式例23个,除《贼死》,《穴盗》两案的作案人在逃,有待捕获,《经死》一案的自缢尚待查清之外,其余二十个式例均提到了原告人和被告人(有些原告是官吏和治安人员)。其中《告臣》、《黥妾》、《告子》、《疠》和《毒言》等还记载了对     

中国古代“农忙止讼”制度形成时间考述

在农务繁忙季节中止民事诉讼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施的一项法律制度。关于该制度产生的时间,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传统的观点认为出现于唐朝。分析现存的中、日古代文献及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确定该项制度最早出现于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杂令》之中。日本《养老令》中关于农忙止讼的规定借鉴了唐开元二十五年《杂令》的规定。依此推断,唐开元二十五年律疏、令应是日本《养老律》和《养老令》重要蓝本。     

“行为-过程”范式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既有的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法律-制度"范式下展开的。从解释能力、社会效果特别是思想效果来看,这些研究无力促成有效的思想交流和理论对话,因此应采用"行为-过程"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行为-过程"范式出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主政者提出来的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在法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的行为准则。在"行为-过程"范式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依法治国"是主政者所选择的治国方略;"执法为民"意味着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应当为民众执掌法律;"公平正义"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为民众提供其所认同的公平正义;"服务大局"要求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党的领导"在于强化政法队伍和各级党委的政治意识。     

“两岸四地”海上货物运输留置权法律冲突初论

随着中国大陆《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于2011年1月正式实施,四地间法律效力的相互承认问题获得基本解决。至此,需要面对的便不仅仅是四地间法律规定的表面歧异问题,更应关注为具体案件确定准据法时所要面对的现实法律冲突问题。试就"两岸四地"海上货物运输留置权法律冲突问题作初步探讨。     

浅析秦代的刑事检验制度

衡量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有无刑事检验制度,主要标志有三:其一,有无可供刑事检验的法律规定,这是检验制度的基础;其二,有无法定的从事刑事检验的专职官吏;其三,刑事检验的技术水平是否符合科学道理,秦代在这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现对其刑事检验制度,作以下剖析。 一、秦代刑事检验制度的法律根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秦墓竹简,《封诊式》就是其中之一,共九十八枚。简文共     

简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财产征用的规制

作为一部宪法性法律,《基本法》保护私有财产权,规制对财产的征用。具体调整财产征用的《基本法》第6条与第105条的含义如何,却有待研究。实证考察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财产征用案件作出的相关判决表明,能够被占有与转让的、属于个人所有的才是这两条意义上的财产;征用是指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取得,对私有财产施加限制一般不能构成对财产的征用,除非构成事实征用;依法征用是指征用必须已经被制定成法律或在法律中存在依据,并且法律本身必须具有可得性与精确性;"实际价值"作为补偿标准就是"等同原则"。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对财产征用案件作出的判决中尚未触及如下三个问题,即《基本法》第105条是否隐含"为了公共利益"条件、《基本法》第105条是否隐含着对私有财产的侵扰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基本法》第105条是否隐含着对财产的征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一字之见——建议“阴私”与“隐私”统一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但书"但是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阴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三条均有《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材料……》之规定.按刑诉、民诉两法所用"阴私"与隐私",都是指男女间的私生活以及奸情方面而言,内容一样,在法律用词方面,似以统一为宜.个人意见,用阴私为当.因为"隐"有藏匿之意,"隐私"往往易于使人造成错觉,认为隐私案件是指藏匿起来或者不显露的案件.而"阴"字含意较为明确,使人一望而知,"阴私"案件是指什么案件.     

“世界性因素”的“误读”

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看法,对外来影响之"接受"的主流观念和方法形成了"颠覆性"挑战.然在本文的"误读"视域里,世界范围的文学与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文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确认"世界性因素"最顶级的平行关键词也许分别是:"先进性"、"同步"与"反响";将本土东西置于"他者"(Others)反应(而不是反映)的视野中来加以检视恐怕平等对话会有"质"的飞跃;锁定作家创作活动的"重力场"(弱作用)兴许不失为某些"影响"事实依据之困窘的合理解释;只要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学的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的自由王国迈进,就甭管张三李四来路的"比重"的如何.     

盗"椟"含"珠"

保安偷了"天价"电脑犯罪嫌疑人王某是宁波市一家知名服装企业的保安,职责本来就是保卫企业的财产安全,可总嫌钱赚得慢的王某却打起了企业财产的歪主意.     

"Bad" News and "Good" News

Youth are known to be that part of the population that are most receptive to things new. The current preferences of youth very frequently become the standards of tomorrow. On the basis of this fact alone, we can say that the study of youth's tastes has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This also applies to tastes in music.¹     

追本溯源:"刑"、"法"、"律"字的语源学考察

"刑"字的本义为残害肢体的肉刑,后来引申泛指刑罚."灋"字的本义是在神判之后令其离去、离开,亦即放逐."聿"、"律"本为一字,"聿"字有区分之义,引申为界限、标准等义,"律"字因此而被用为音律、法律的意义.     

论立案与侦查的关系——关于初查的法律思考

我国侦查部门一直以来是采用先立案后侦查的提起侦查方式。然而,执法实践证明,一切侦查活动都必须在立案之后才能进行是不可能的。立案不能作为提起侦查的条件,提起侦查的条件应概括为侦查主体获得犯罪线索之后,只要认为有可能存在犯罪事实时,就可以提起侦查。立案则可以在侦查的任何一个阶段,它标志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自力救济，还是权利滥用？——评微软“黑屏事件”

微软对中国实施WGA和OGA计划,对使用盗版软件的用户采取了电脑黑屏和提醒标记的警告,此举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微软实施"黑屏计划"在技术上涉嫌窃取家庭用户隐私,妨害到个人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法律上看不属于自力救济而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社会各方都应冷静思考,针对类似事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     

权力与权利辨析

一般认为权力指的仅仅是公权力,而法治的使命则在于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权利是被认为正当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应是现实存在的一切权力,而不仅仅是公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来认识权力和权利,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命题,为更好地贯彻“四个全面”、建设法治中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