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要强化立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扩大责任追究范围,形成责任追究体系;重视异体问责,形成责任追究合力;完善程序问责,规范责任追究程序;提高责任追究主体素质,规范责任追究行为等。     

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问责与容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种重要机制。问责制度的强化在肃清腐败行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员的避责行为,使得地方官员在治理中害怕犯错担责而选择消极退避。如此便和激励改革创新、包容改革失误的容错机制构成了内在张力,具体表现为问责压力下官员的不敢犯错以及容错机制在应用中的不健全。为此,应厘清问责与容错的涵盖范围与制度边界,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容错机制,引入公众参与问责与容错机制,平衡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关系。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分析——基于2011-2016年黑龙江煤监的数据资料

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16年黑龙江煤监的237份"本局文件"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0软件,围绕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所引发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开展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下地方政府行为出现诸多变化:地方政府的目标多重性与关键绩效指标的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化与关键绩效指标的层层加码,地方政府的有限财力与关键绩效指标的集约投入,地方政府碎片化格局与关键绩效指标的协同治理、地方政府治理的结果导向与关键绩效指标的过程导向,地方政府工作的全面铺开与关键绩效指标的目标替换等方面;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的显著成效背后,激励机制、问责机制、管理手段和机构设置等,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遵循着相关的权力行使及措施保障的制度逻辑.     

节能减排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央地博弈中的逻辑演进

选择合适的绩效考核工具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内学者对于环境保护是否适用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工具争议不断。在实践先行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基于绩效改进的央地博弈模型,分析节能减排从一票否决绩效考核的启动到表态式一票否决绩效考核、考核式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和绩效考核科学化的演进逻辑,可以有效地回应上述分歧。分析结果认为,考核成本和目标达成度是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何种考核方式的决定因素,省级地方政府的强力博弈是影响中央政府目标达成度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以及省级地方政府都会依据自身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反思,提出绩效改进的行为策略,以启动下一阶段的博弈,进而在实践中推动了节能减排一票否决绩效考核的演进。对四个阶段绩效考核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发现,一票否决之于节能减排绩效考核并不是必然的要求,科学化的绩效考核更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有利于维护制度的威信。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一票否决制”检视及其完善思路

"一票否决制"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但在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和干部考核中却被广泛采用。"一票否决制"的实践经历了不断泛化、失范到初步整顿、治理的过程,但是由于其内生的制度缺陷和先天弊端,虽经整顿、治理,其制度设计与制度运作背离的弊端依然存在。在制度设计上,"一票否决制"指标设置随意、可操作性不强、过度依赖行政权力,导致在制度运作上出现"选择性关注"倾向、责任转移、激励扭曲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鉴于"一票否决制"实行了多年,并在我国绩效管理和干部考核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能轻言废弃,但必须严格规范。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严格规范"一票否决制"的适用范围,坚持以法治原则规范"一票否决制"的执行程序,严格设置"一票否决制"的指标阈值和权重,拓展"一票否决制"的问责手段,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建立适时清理机制,以公众满意作为"一票否决制"的终极标准。     

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国家治理能力视域下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发挥政府管理的主体责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还要最大范围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居民、社会组织、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合力。这就需要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社会合作治理两个层面出发,探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路径设计:一是强化基于民主参与的制度构建能力;二是健全基于高效组织动员和激励的政策执行能力;三是完善吸纳社会协商合作的多元治理能力。同时,建立政府治理能力常态化评价机制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结果与政府绩效考核相结合。     

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路径及影响——基于G市的案例分析

政治锦标赛作为我国官员晋升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范式,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控制与自主的失衡,导致基层政治锦标赛的失灵及乡镇政府“无为而治”的局面.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创新,由于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在激发乡镇政府自主性及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倾向,进而扭曲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导向.为加快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乡镇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从“压力型考核”向“公众参与式”评价转型,加快乡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行为"治理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整体素质。领导干部无为会造成群众信任危机、干部制度损害、干部价值观霉变和单位发展延误等危害,其成因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管不力、无为惩罚制度缺失、社会监督不强等。为此,应建立无为问责之制,强化有为行政之教,发挥组织监督之职,完善绩效考核之法,搭建社会监督之梯,确保无为问责之效,切实治理领导干部的"无为行为"。     

庸政懒政现象的成因及治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强力持续的正风反腐举措的不断推进,公职人员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但与此同时,庸政懒政现象又有抬头的趋势。人性的自利原则、制度体系的不健全、社会监督缺位、文化建设缺乏针对性等是导致庸政懒政现象产生并蔓延的重要原因。为此,应从加强公职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强化监督问责体系、倡导勤廉文化风气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对庸政懒政行为的治理,全面打造更加高效、务实的公职人员队伍。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问责总领：模糊性任务的完成与央地关系新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的基本取向是以经济增长等量化指标来推动任务完成。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政府中心工作(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来越多地以模糊性任务的形式布置,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模糊性治理模式。此治理模式以问责权为主导性权力,并将绩效考核、人民承诺和政治责任融为一体,在治理体系中构建了以问责权为核心的新责任体系。这一责任体系既保证了各类模糊性任务的完成,又重塑了央地关系新内涵,因此亦是近年来诸多民生工作得以完成的关键。     

从压力型体制到督办责任体制:中国国家现代化导向下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与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格局和压力型体制的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当代中国的发展环境、目标和任务都发生新的变化,政府运作模式开始从压力型体制向督办责任体制的转型进程。督办责任体制有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运作逻辑与运行流程。督办责任体制的运作逻辑主要体现为:首先,关涉上下级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为上级权力对下级的压力传导;其次,与目标管理联系在一起,涉及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控制和目标考核等一系列过程;再次,将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有机结合,强调高层的战略规划、中层的决策引导和基层的执行责任的有机统一;最后,构建激励与问责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过程督办与结果奖惩相结合的全方位激励机制。督办责任体制更加强调中央意识与基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与严苛问责,以及对执行者的有效激励。     

当代中国决策问责的内在逻辑及优化策略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为核心的责任政府是关键。然而,当前中国以责任政府建设为目标的问责实践却呈现出“重执行、轻决策”的特征,对决策失误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造成了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责缺乏并存的现象。从主体与责任的视角观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形成了主体间的内在张力,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只手难题”;二是决策责任类型的多样性形成了各责任类型的不同适用情形,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责任混乱”。对此,应当以明晰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和明确公共决策的责任类型为着力点,在厘清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界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实现决策问责制度的优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