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发生逻辑和治理策略探析

社会变迁、国家治理体制变革和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可以构成社会转型期我国网络谣言发生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网络谣言的触发机制,每个层面所包含的若干因素的组合也可能触发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谣言要坚持网络立法与处理社会矛盾并重、行政监管与推进信息公开并重、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并重、网民理性与技术保障并重。     

网络谣言的发生逻辑和治理策略探析简

社会变迁、国家治理体制变革和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可以构成社会转型期我国网络谣言发生逻辑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网络谣言的触发机制，每个层面所包含的若干因素的组合也可能触发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谣言要坚持网络立法与处理社会矛盾并重、行政监管与推进信息公开并重、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并重、网民理性与技术保障并重。     

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创新既构成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又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政府管理创新受制于多重因素,从社会变迁视角看,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的因素包括:经济代价的权衡;理性官僚制悖论;文化保守性与官本位思想和社会结构性张力。从深层次讲,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管理创新决不仅仅是单纯从技术层面就可以做到的,只有解决这些因素的合力问题,才可能推动政府管理创新。     

“新的社会阶层”概念辨析——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新的社会阶层"概念是新世纪以来对特定新生社会力量的政治概括,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声的社会转型的附随后果,是国家治理面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政策历史经验的创造性延续。考察"新的社会阶层"概念背后的社会变迁及理论预设,是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必要前提,也是理解我国治理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灾害、现代性和社会变迁

本文尝试以汶川地震为主要案例,结合国内外多个其他灾害案例,阐明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两大视角,分别为灾害和现代性视角,以及灾害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论文指出,人类行为的在先性(human prior activity),已经成为灾害生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机制,因此,人类认知和行为改变,以及人类普遍的灾害预防努力,便成了我们理解灾害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内容;其次,民族国家内部救灾努力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以及危机后紧急规范的引入,也是例证灾害与高度现代性之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三,整个救灾社会过程的逐次展开,同时也是低度现代性和高度现代性相互遭遇的一个重要场合,因此构成了社会科学家实地观察社会互动的一个良好案例。在把灾害导致的社会变迁(及其后果)区分为三个层面——灾害相关的宏观社会动力机制、灾区中观社区形态变迁和灾民微观适应行为——之后,论文也对汶川地震所引发的多个类型的社会变迁做了细致分析。     

统一战线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以个人成功与人们共同幸福为目标,凝结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追求,超越了以个人成功为标准的"美国梦"的梦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人民共同幸福为目标,凝聚人民个体的多彩之梦,从国家与个人的理想与追求相统一的高度,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释放国家整体的正能量,在努力帮助个人实现梦想的同时,铸就民族"中国梦",无疑是中国梦的真正内涵体现。本文在阐述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从国家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建设和强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凝聚民族整体向心力,构建整个社会的良好环境,而且还要从社会制度层面向社会成员传递正能量以保证追梦过程的公平。     

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分化与共同体认同

"群体分化"和"共同体认同"是互联网时代展现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之间张力的重要社会现象。一方面,"群体分化"是互联网时代快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的消解;另一方面,"共同体认同"又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凝聚和社会整合,进而成为新型社会秩序建立的重要表征。因而,在认识到群体分化现象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的基础上,需要从包括网络共同体在内的新型共同体切入来达致新型社会秩序的寻求。     

“中心”还是“空心”——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空心化”及其阐释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国家与社会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交界点。基于"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通过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当前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存在组织机构边缘化、文化服务人员简化执行、文化服务设施资源性约束以及文化服务项目僵化供给等"功能空心化"的表现。文章主张以复合治理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求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回归之道。     

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

“新社会阶层”与“新就业群体”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社会变迁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新就业群体”就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高,“流量”渗透到生产、评价、业绩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群体内部分化很大,发展变化快速而迅猛,且以“新工人”为主体。当前,应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四个方面全面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研究。     

社区矫正之实证考察及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自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斐然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种种问题。随着2009年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实施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正式写入我国刑法,社区矫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鉴于此,需要从观念层面、立法层面、操作层面、社会层面、保障层面进行转变与完善,为社区矫正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铺平道路。     

多元逻辑视角下的警务改革:一个分析的框架

警务改革的研究应该跳出公安机关的视角,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之下,既要考虑到当前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国家的治理结构、国家法治化进程,同时还要以现代警务的构建为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从理性的经济人视角出发,无论是党政部门,社会大众,还是公安机关都对警务改革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的逻辑与期待。因此,当前的警务改革是一种多重逻辑角色博弈并加以选择的结果。从现代警务构建的视角出发,警务改革的研究应构建整体架构,这个架构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警务理念层面,二是警务体制和机制层面,三是警务技术层面。故此,警务改革具有一体多面性,应当共同推进,不可顾此失彼。     

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演进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任务塑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方向在于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规范化、法治化、协同化,进而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偏离制度的人民性,应当遵循"为了人民"所塑造的能动型发展进路与"依靠人民"所塑造的包容型、参与型发展进路。社会变迁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时代因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需要回应以数字社会、风险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为特征的社会新变化,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监督、优化人大代表结构、捍卫公平正义、风险预防、智能化建设、专业化建设、协同机制建设等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重点任务。     

心理和社会关系的例证--读刘东超《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心理和社会其他层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和作用!随着其他社会层面文明"富裕"规范程度的提高#社会心理也会变得越来越文明"丰富和理性#至少就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社会发展的主流来说这是合乎事实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出版刘东超博士$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书以当代官员心理为例提供了较为充实的证据和论述!就某种意义而言#当代官员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引领者"组织者和协调者!因此#其心理状态和社会其他层面的正相关度就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大和更鲜明一些!$分析%中的一个例证就颇能说明这一…     

《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立身、处世、治世: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对孔子"中庸"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策,也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应然之举。"中庸"思想内含三重逻辑:个体层面的立身之道;社会层面的处世之道;国家层面的治世之道。对"中庸"思想的历史价值需要辩证审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需要看到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当时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意义。     

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概念辨析

清晰界定社会矛盾概念十分重要。并非社会上所有的矛盾现象都是"社会矛盾"。人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有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之分。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概念,才具有恰当有效的解释力。只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才是社会矛盾理论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现象中,只有同时符合了三个条件——源自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存在着在利益或其他重要方面进行互动或交往的相关方、相关方之间的互动行为表现出一致和不一致的双重性的矛盾,才是中观层面上的社会矛盾。另外,社会矛盾概念与社会冲突、社会运动明显不同。     

试析斯考契波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概念，它表明国家重新进入政治研究的核心视野中。西达?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构建的。其以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在宏观层面剖析出国家的强制性特征、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能力等要素，从而证明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斯考契波打破了传统国家研究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将国家作为自主实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私营企业主的兴起：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

中国的私营企业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以后出现的新事物。私营企业主的崛起标志着原有同质性很高的社会的分化。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在三个领域中 ,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最高。在政治领域 ,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在社会领域 ,国家力量后退 ,人们的自立意识大大增强。可以说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中国的兴起 ,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互联网模式下的社会治理

互联网的产生及迅猛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冲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给社会的正常运作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通过对互联网模式下社会各个领域内产生的新问题以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进而针对相应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旨在为国家互联网视阈下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助力。     

论立法的权利转向——透视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立法实践

我国三十五年(1978-2012年)的立法实践背后存在着一条关键线索——权利保护。在立法图景中,基于权利保护的价值指向和变迁动力,立法体制、立法内容、立法技术等构成要素均发生了巨大转向。从更深层面上看,国家治理、社会变迁、知识指引、实践探索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推动权利转向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