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监管: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大范围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事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买了之"等事中事后监管缺位问题。监管缺位既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不健全,更有体制机制上的漏洞,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之进行全面梳理。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成熟的地方实践,文章提出完善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事中事后监管从碎片化走向整体性的思路和建议。     

上海市场综合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

<正>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市场监管的精神,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区政府监管责任,上海市"3+1"市场综合监管体制改革整合市场监管资源,形成"大市场监管"、"全过程监管"的格局,符合大部制改革方向。在加强专业管理的基础上推进综合执法,整合市场监管执法资源,优化市场准入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构建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以及监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走向“合规性监管”——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双重管理"体制在有效稳定社会组织发展秩序的同时,阻碍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双重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以放松特定类型社会组织的登记、允许行业协会商会适度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综合监管体系等为主要内容,初步呈现从"掌控型监管"向"合规性监管"转型的趋势。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备、准入管理未从根本上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干预过多、同业监管难发展、社会组织自我监管动力不足等问题。"合规性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改革的持续推进,需要建构以非营利监管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放松准入管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为同业监管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放松竞争限制、促进社会组织自律。     

关于深化权力清单制度内涵式改革发展的若干思考

完善权力清单制度体系的构造,优化权力清单制度配置的程序环节,需确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一编制口径,扩容参与主体,延伸覆盖范围;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权力阳光运行,公众需求导向,强化制度执行,实现清单动态调整。拓展责任清单的内容范畴,应破解对责任清单的狭义理解,实现政府职责配置的具体化,监管机制设置的合理化,定位与强化履职责任。完善并激活权责清单,还需深化系统性治理,做好配套改革跟进,即应推广权力清单制度的覆盖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社会承接能力培育,探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信用建设为重点,构建事中事后监管新体系。     

我国海洋环境应急管理的政府协调机制探析

青岛浒苔事件的处理,彰显政府在海洋环境应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国政府在海洋环境应急管理中,其协调机制存在弊端.因此,构建海洋环境应急管理的政府防调机制刻不容缓.可以将政府协调机制按照时间维度分为事前的预防协调机制、事中的危机化解协调机制、事后的处理协调机制,三个阶段遵循不同的原则.此外,政府协调机制的有效运作,尚需要构建其协调运作的保障机制.     

商事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监管——以广州市P区为例

商事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亟需政府监管方式的调整配套,才能使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并"释放红利"。在商事制度改革紧锣密鼓的推进中,政府监管存在效率低下、职责不清、信息互联不畅等失调问题。观念陈旧、法规滞后、手段落后是导致监管存在问题的认识性、制度性和工具性根源。推动政府监管从失调到协调转型,需要创新服务理念,建立权责清单;内外协作联动,健全监管机制;联通信息孤岛,重构监管平台。     

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机制创新

老龄社会各种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政府才有权力和能力来协调处理。目前我国政府的老龄工作主要由老龄委组织协调,由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在于老龄工作机构的设置,其二在于政府责任机制不健全。创新政府老龄工作机制的举措,首先要完善机构设置,组建拥有具体行政职能的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同时加强老龄工作机构的队伍建设。其次要健全政府责任机制,在合理定位政府责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明确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定位和责任到位。     

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我国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所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实践创新,信用监管不仅仅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机制,也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信用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化走向更加严格的法治化。强化法治引领、切实保护权益、加强社会共治,这是我国信用监管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公民在场、政府效能评价与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实践为例北大核心

提升政府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融合下的电视问政为公民在场参与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了可能,经由现场直播和场内外互动形成的舆论压力及其引发的行政问责,成为公共部门提升政府效能的驱动力。公民在场、媒体融合和行政问责构成电视问政提升政府效能的运行机制。电视问政的优化应积极介入公共服务项目的事前协商,构建"事前协商-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一体化平台,实现电视问政对政府效能提升的全流程覆盖。     

简政放权政策实施成效研究——基于吉林省的调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简政放权的全面实施和持续推进的效果备受关注。以吉林省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执行和政策服务对象的维度对简政放权政策进行综合测评发现:受法律、体制、机制、利益、观念等因素影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缺位、监管责任缺失、精准服务不到位,而服务对象对简政放权的效能感受不强,致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此,需要通过统筹顶层设计,增强改革原动力;注重需求导向,提高放权的含金量;加快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和并联审批、推动"人、财、事"权相匹配,加强县乡政府的作用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综合素质并加强对政府考核监督等措施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机制探讨

明确社会管理中政府责任是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主要有主导责任、组织责任、规范责任和监管责任、舆论责任。通过建立社会管理新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评估机制,增加政府责任履行的财力支持,强化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等措施构建我国政府责任实现机制是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预防腐败:财产申报与强制性盲目信托制度相结合——以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实践为借鉴

政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长期以来难以彻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准则法》建立了政府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盲目信托相结合的制度,预防公职人员的腐败;我国台湾地区也仿效推行官员强制信托制度,二者各有利弊。在我国设立财产申报与强制性盲目信托相结合的反腐败预防性法律机制完全可行,因为无论从物权法、侵权法还是信托法的角度来看,盲目信托在我国的推行都没有法律障碍。推行盲目信托制度作为一种事先预防机制,虽然一开始可能会增加部分监管成本,但是将其制度化之后,总体成本应该比事后监管要低。具体可由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制定细则,明确需要设立盲目信托的公职人员范围,确定受托人资质,由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并通过加强监管来弥补美国盲目信托制度中出现的漏洞。     

论后行政审批改革时代的政府监管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重要部署,也是本届政府的重点工作。2015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一"政府的自我革命"继续进入快车道,但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监管真空,或监管形式以及运行机制难以适应的问题。文章就"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代"政府监管的定位、政府监管作用发挥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就政府监管机制的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点解读(六)

<正>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系统工程,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可持续性生产经营,如同一个跷跷板的两端,都不能忽视。推进价格改革要以尊重市场为基础。在未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中,将存在"放两端、抓中间"的趋势,政府会逐渐从管住价格变成制定规则,向事中和事后监管进行转变。     

全面发展老龄服务业必须厘清的几个问题——面向养老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既是危,也有机。促进老龄服务业全面发展,是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为此,首先应认清老龄服务内容的庞杂性,不能简单将其全部定性为公共服务。其次,发展老龄服务业,必须立足"未富先老"国情,坚持营利性服务产业、非营利性服务事业和保障性公共服务分类协同发展的多元思路,其中尤其应鼓励以社会企业模式发展非营利性老龄服务事业,以满足中低收入者的合理需求。鉴于此,必须抓紧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的决定,一方面创新宏观管理机制,简化前置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另一方面着力推进分类管理,营造公平法治政策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推动老龄服务业包容性发展。     

从政府管理到社会治理:食品安全监管的政府职能转变与实践逻辑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其实现程度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建设监管型政府角度出发,对1949—2014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社会性监管,特别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成为近些年的重点,市场性监管、行政性监管领域逐渐走向成熟。监管手段逐渐由"加强监管"的口号层面,发展到提出依法监管,监管的基本手段、标准和方式的方法层面,再到提出构建监管体系,完善机制的制度层面。同时,选择处于改革中的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试图展现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实践逻辑,并提出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对社会性监管的重要意义。     

论恶意调解之防范及规制——以现象成因分析为基础

恶意调解背离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原义,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干扰正常的审判秩序。实践中,多数虚假诉讼通过恶意调解结案。"注重调解的司法政策"、"当事人对调解中合意机制的利用"、"社会诚信的缺失"是恶意调解产生的重要原因。现行诉讼法对恶意调解及其引发的恶意诉讼惩罚机制的缺位,也使恶意调解者、诉讼者有恃无恐。可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对恶意调解加以规制。事前规制主要是通过完善相应立法,以加大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力度,使当事人对恶意调解的后果有明确的预测与判断,对其起到足够的遏制作用。事中规制主要是要增强法官在诉讼中发现当事人恶意调解的能力,以正当的程序设计实现当事人与法官间调解权力的平衡。事后规制则重点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恶意调解提出抗诉的权力,加大对恶意调解的刑事惩处力度,设立相对完备的恶意调解诉讼侵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