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视野下我国民意表达机制的重构

民意作为社会时势的晴雨表,是实现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而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现政府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我国民意表达机制重构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健全制度保障机制、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双向表达与沟通机制,形成民众有求必应的回应机制。     

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网络媒体所独具的外部性以及网络开放交互的本质性特征给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带来了冲击与挑战,网络媒体条件下政治参与机制形成的网络政治,成为了公众与政府重要的互动平台,也成为了政府制定和公开政策的一个新路径。但是网络媒体条件下的政治参与也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挑战。政府只有充分认识网络媒体的双重属性,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才能使网络媒体更好地为公共政策制定服务。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特征——以“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为例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政策执行模式是当前中国政府和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着"集中式的政策执行模式"和"分散式的政策执行模式"的分歧。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成功关停小火电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的三个典型特征:"层级加压+重点主抓型"体制架构;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恰当的政策+高层的决心"构成政策执行到底的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既有的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理论提出了修正:如果能够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中国也可以是"诱导型体制";从执行方面看,中国兼有"职责同构"和"职责异构"因素;中国的政策执行模式兼具集中性和分散性,关键是构建政策制定参与机制和政策执行沟通协调机制,以发挥既有模式的优势并有效克服其不足。     

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

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家庭模式正从传统家庭互动模式向"数字家庭"互动模式发展。本研究尝试对"数字家庭"的新媒体沟通行为进行考察,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父母承担亲职监督角色以及家庭成员维系家庭凝聚力的影响。通过38个个案的深度访谈与分析,研究发现:受到网络亲职监督行为的影响,多数数字家庭中的年轻世代倾向消极地使用社交新媒体与父母进行亲密的家庭凝聚;多数数字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网络大于传统原生家庭家庭成员的互动网络,年轻世代通过将亲戚或同辈亲友纳为社交媒体联络人的方式,建构出多重沟通路径的数字家庭沟通形态。本研究建议以年轻世代的网络互动经验为基础建构具有家庭凝聚力的数字家庭传播模式。     

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网络认知保障功能的实现

政治信任是一国民众对政府实现其利益所持的一种积极心理预期,制度型政治信任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主导性的政治信任模式,民众对政府清晰的政治认知是其构建的基础。随着我国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网络在民众政治认知保障中的核心地位愈加凸显。在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大力加强网络政治沟通以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网络政治质疑以变堵为疏、有效治理网络政治谣言以去伪存真是实现网络政治认知保障功能的三重路径。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呈现出一种双向形塑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政府通过建构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尊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注重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和渠道实现对社会的引导、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对政府的监督.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从动态视角系统分析了NPI与浦东新区政府的互动过程,构建了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互动模式.     

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意味着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政府与公民的主动沟通,即两者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行全面的合作。这种互动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需要,应进一步地加强和引导,即做到: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以提升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合法性;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以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拓宽公民参与途径,以深化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机制;并完善后继配套措施,以巩固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成果。     

执行结构转换下的权力互动——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过程分析

在宁波市审批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削减审批事项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审批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审改)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变量影响审改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失败,这些变量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宁波市审改的政策过程分析,运用执行结构转换理论,对宁波市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了解释.认为审改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审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改革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之间是权力互动的.执行结构转换和权力互动过程是影响审改政策执行成败的因素.在宁波市审改的案例中,削减审批事项的执行结构从"有限分权"模式开始,逐渐向"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转换;在规范政府行为时,政策执行结构又从"有限分权与关系主导互动"模式开始,逐渐向新的"有限分权"模式转换.在不同的执行结构模式下,审改决策团体和执行团体运用各自的权力资源讨价还价、策略互动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审改政策的执行结果.     

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以新医改政策制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政策制定的三个重要节点:政策议题的提出、决策方案的备选以及政策对社会意见的征求过程中,意见表达与公共决策关联互动,形成"政策协商"。政策协商主体多元,形成代言性表达与象征性表达的合力。共享价值立场、舆论推动效应以及政府回应能力是政策协商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所以,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协商渠道,为我国决策民主化探索贡献力量。     

科学发展呼唤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也就是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优选模式,它强调以循环生产模式替代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生产—消费—再循环"的模式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而实现"投入最小化、废物资源化、环境无害化",最终达到以最小发展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信息时代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变革,同时也对当前政府治理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科层制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何改革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政府治理模式成为政府目前改革的重点。文章着重分析了信息时代政府所要面对的各种因素,从政府与各部门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几点政府的应对之策,以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并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互联网+"时代,营造清朗、良性互动的网络空间关键在于网络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协同参与,同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府网络治理机制,那么政府与网络参与主体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建立会使得政府网络治理趋向良性发展,从而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精神家园。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知识生产的良性互动——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研究

新型智库在理论上被定位为既是具有市场比较优势的专业知识生产者与组织者,又是相对独立的"权力-知识"的中介者。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智库局限于自我场域中,缺乏稳定的制度性渠道来影响相关的政策制定,少数智库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独立性"不足,原因在于忽视了政府与智库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引入,政府与新型智库需要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发展。这种互动是一个"去中心化"过程,它依赖于互动双方"外部限制"与"内部依赖"两种机能的相对平衡。这既需要在宏观上构建"共景政府",提升新型智库核心竞争力并保持其独立性,以及通过社会情景的制约或激励,推动政府与智库双方的连续建构和螺旋发展;又需要在微观上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转化性领导机制和组织学习机制,以实现行动意向性和行动结果的可能性统一。在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的双重建构下,理性化的政策制定将在政府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