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网络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执行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以及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成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     

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

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个案。在该个案中,社会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讨论,并导致了政府对在公共讨论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对这一进程的发生及促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有三个重要关节点:民意表达、公共讨论、政府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充当了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的角色与功能。除了探讨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之外,对本个案中表现出的遗憾与局限也做了讨论。通过本个案研究,希望为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问题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如何形成政策共识: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政治——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

随着中国公共政策制定日趋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参与者针对特定议题的冲突愈发复杂和激烈。既有研究强调通过政策协商寻求共识对决策制定的重要性,但却未能对权力、地位和资源不对等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实现政策协商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以南方省残疾儿童保护政策立法为例,探究参与者的协商过程,展示其达成政策共识的行动策略,总结促成政策协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社会政策立法过程中,形成否决威胁是促成地位不对等的政策参与者进行协商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与省长的政策协商,省人大下属专门委员会以制度化交流的方式凸显焦点争议,并自下而上地传递法案被否决的威胁,最终引发高层领导者之间以私人沟通方式来"摆平"争议,确保法案通过。本研究不但可以深化对中国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而且为观察地方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维度。     

论表达自由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

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如想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必须构建真实而正确的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构建是一个政策相关者就有关社会问题的性质、范围、程度、缓急、真实性等从分歧的意见中反复探究问题共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政策过程逻辑起点的政策问题构建直接关涉到哪些社会问题能够进入政策议程并形成相应的公共政策.表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在政策问题的构建过程中意味着政策相关者将在自由的意见表达中提升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意味着政策相关者将在一种协商和对话的气氛中凝聚问题共识;意味着决策者在确认政策问题时应当"耳听八方","兼听"则"明",以求最大限度地构建真实而正确的政策问题并为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办商合作：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意是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够促使纷繁复杂的社会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整合呢?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票决是近代以来公共决策中最主要的民意表达和聚合的重要方式.然而,作为票决主体的公民的原子化个体存在、票决过程中民意表达的断点式形式以及公民意见交融机制的缺乏,致使公共决策遇到诸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协商合作方式因其具有平等、公开、程序化和连续性的特点,则能较好地克服票决方式的缺陷,使之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便捷和通达的民意表达和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生政策形成中利益相关者有序参与问题研究——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民生政策与协商民主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和外在契合,两者皆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内在价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以利益多元化为现实前提,以良法善治为实现路径。在民生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有序参与是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体现。但由于历史原因、现有体制机制缺陷及其法治化不足等问题,现阶段民生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严重缺失。因此要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或完善参与权利制度、参与程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社区议事制度及独立民调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提高政府民生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确保在民生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充分有序参与,切实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利益相关者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注意力、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演进逻辑——基于中央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进程(2008—2015年)的考察

政府决策过程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借鉴心理学的认知动力理论,以及组织行为学的注意力基础观,整理分析2008—2015年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结合环保领域中央政府财政投入预算与决算情况,探讨政府环保政策动机与实际政策行为,重点测量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建构"注意力-动机-行为"的理论框架,从政策理念、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关系出发,阐释政府决策是一个始于政策理念、政策理念形成政策动机、政策动机指导政策行为的过程。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985工程"建设中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实现对"985工程"的宏观调控.文章从"985工程"建设的院校选择、经费支持、过程控制等政策影响因素入手,分析"985工程"建设中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利与弊,针对所存在问题,提出"985工程"建设中,政府决策的基础是深入了解各高校具体情况;政府决策的关键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完善政府决策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健全政府决策机制.     

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机制探讨——在对三起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中质疑多源流模型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参与正表现出对"中心—边缘"表达结构的突破,使得边缘性意见更多地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策过程。在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公众意见表达及其运作机理时,我们对"三亚宰客门"、"青岛天价虾"以及"哈尔滨天价鱼"三起网络事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传统多源流模型解释的辉格倾向。互联网为表达结构的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改变了政策生成的流程,使得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汇合到一起而不再表现为单独推进的状况。在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因为控制性过滤机制的存在,政策议程能否开启以及开启怎样的政策议程,往往取决于控制主体在能力所及和职能所限的范围内对问题进行的有效收敛情况。与之不同,网络公众表达的去中心化则使得公众意见更为方便地汇聚到决策者那里,从而开启政策之窗。     

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提升

协商民主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以其固有的特性,对政策合法性的提升有着根本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协商民主内在的一些紧张关系,以及将协商与决策诉诸制度实践时存在的非连续性问题,也可能影响到因为协商而获得的决策的合法性。就中国目前现实来看,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努力来通过协商对话提升政策合法性。     

论公共政策执行协商

以往论及政策协商,多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较少论及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用。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引导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调适政策执行人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协商需要界定协商的主体、客体及协商的形式等构成因素。推进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有序开展和常态化,必须规范执行协商范围,构建执行协商程序制度,明确执行协商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行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大力构筑网络协商民主“同心圆”

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中确立了新的网络舆论观,对推进协商民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体现为:互联网作为技术平台打破了"线下协商"传统机制面对面官民交流的束缚与局限,使民意由线下走向线上,干部要跟着民众上网,开辟"线上协商"新渠道;在与网民沟通过程中,干部要有耐心,善于接纳不同意见,网上网下形成协商同心圆;允许人人发声,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增强官民协商互动性。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及其遏制之道

政策执行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影响使得政策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权力寻租"必然扭曲资源的有效开发和配置,危害社会公平,严重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寻租"行为的形成主要有行政道德失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主体权限不明确等原因。为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工作,切实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受到有效制约,防止"权力寻租"行为的产生。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创新协商民主形式 提升决策科学水平——论创建基层政协“红队”的内涵、意义与路径

没有反对的意见,就没有好的决策。在县级政协创建体制内"专职"从事对地方重大决策议案提"反对意见"的专家智囊团队,符合"人民政协章程"有关规定和民主精神,是创新协商民主形式,提升决策科学水平的需要。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