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的两种理论: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

本文从公正、公平、平等、正当、合法诸辞源意义上使用“正义”的概念。 分配的结果正义由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它主要是一种内容正义、道德正义、特殊正义和具体正义,它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利益或价值(权力、权利、财富、地位、荣誉、责任等)在一定范围之内由谁来分、分给谁和分多少的问题。因为每个社会不同的阶层、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主张,故而在利益分配的完成状态上难以达到公认的最佳。纯粹追求分配的结果正义,往往导致先要在社会成员内部寻求一个特殊的、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来主持分配,其他社会成员则把自己的分配决定权转让给这个超然的力量,分配的最终状态是否令人满意就取决于这个超然力量的道德能力。而事实证明超然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人或机构——从来不存在。     

诚信制度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浅论公民道德责任

制度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有效手段。遏制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危机,需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诚信制度化。现代物质主义、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诚信价值的消解,无不对诚信制度的权威性构成挑战。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保障诚信制度的有效运行,既需要社会结构提供合乎正义的制度系统,也需要具有道德责任的个体。公民的责任自觉及其失责的主动担当,是诚信制度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践行的道德基础。名责统一的角色伦理、职业伦理教化、舆论褒贬的道德倾向,是培育公民道德责任的有效途径。     

需要与公民资格

"按照需要分配"是最理想的社会正义原则,但其实践意义在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公民资格作为正义的边界和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明自身就是基本需要。公民资格具备独特的理论品格,它规定的各种权利能把传统意义上的所有基本需要统摄起来并为基本需要的满足提供坚实的理论力量和长效的制度保障。公民资格的道德基础在于自主。     

马克思政治正义及当代价值探究

马克思政治正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治正义理论与价值指向。结合马克思文本研究与精神本质,提出了以权利平等、分配正义、自由解放和人民民主四个维度为核心的政治正义内涵。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际,提出了"基于权利与义务对应的制度正义"、"基于自由与平等均衡的分配正义"、"基于仁爱与美德统一的和谐正义"三位一体的政治正义。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通过对比国内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来源之一;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紧急情况无法律"的情形。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这是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是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是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是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学界的建议也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应采取适当提高自由刑幅度、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方式来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公务员信义义务的理据分析与立法设想

传统行政法原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强调公务员的绝对服从,漠视了公务员个人的私权利,信托关系理论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信义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课以公务员信义义务,对义务的履行有明确的适用条件与判断标准,既可弥补传统公务员义务的不确定性,又可在其履职懈怠或公务侵权进行追"责"时进行司法裁判,从而避免行政问"责"的模糊性。构建公务员信义义务体系,应通过诚信道德立法提升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法治化水平,通过权利保障立法建立起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职业风险防范制度,通过行政课责立法健全公务员违信责任体系。     

制度型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

再分配不公是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人们对基于人道主义、发展机会均等、贫困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和谐理论的补缺型再分配普遍认同,但对于制度型再分配却存在严重分歧。"技术价值论"论证了制度型再分配的合理性,"需求层次论"则论证了一定条件下制度型再分配与效率的兼容性。尽管当前世界存在多种再分配模式,但只有广覆盖、普惠式的再分配制度才具有正义性和可持续性,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与文化传统对其进行合理调整,兼顾效率。我国等级式的再分配模式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必须尽快改革。只有加快改变传统福利思想,提高再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推进积极的社会投资,中国才能实现分配的正义,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赶超。     

正义与仁慈:以人为本原则的伦理阐释

人类社会自20世纪以来,面对着伦理价值弱化的生存困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解决这一问题意义深远。从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道德必须与道德应当以及正义与仁慈的关系建构三方面对以人为本进行伦理阐释,将正义与仁慈看作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伦理根源。     

进退之间:罗尔斯政治正义观念的证成与反思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一次逻辑转换,即用"政治正义"替代了先前的"伦理正义"。这种逻辑转换到底是理论发展还是理论退却,曾在政治哲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对罗尔斯正义理论若干核心理念的解读,探析了政治正义观念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意蕴,试图证明罗尔斯伦理正义观念与政治正义观念之间的逻辑连续性与价值合理性。     

责任价值: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道德转向

本文在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分别考察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在相应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条件下,人们的责任价值生成及其转向,分析了现实性责任价值、理想性责任价值和评价性责任价值、交换性责任价值的道德内涵,指出这两类责任价值的复合化既是社会实践哲学视野中道德转向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人们履行社会道德义务的深层动机。     

论公共服务正义价值的悖反、裂变与修复

回应公众需求、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昭示着公共服务的价值确定、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它们构成了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链条。然而,这一价值链条在政府垄断的阴影下变得黯然失色,公共服务体系表现出诸多背离正义价值的制度设计和行为导向。政府通过与社会协作供给公共服务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程序正义,但是协作模式所携带的"自利性"基因、所秉持的"效率优先"信条与公共服务的"正义性"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冲突,这致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发生形式与实质的裂变。只有彻底超越协作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工具主义思维,在平等自治的治理结构、"利他主义"的行动导向、伦理精神的道德指引的基础上构建起合作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才能真正促使公共服务的正义价值在程序层面和实体层面实现融合共生。     

我国农地物权的国家义务与重构

现代法治国家不但规定民众享有的权利,还规定了完善的义务作为权利实现的保障。我国农地物权存在着只规定权利,但没有规定义务主体的义务之弊端,实践中导致农地物权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能为力、任人支配的境遇。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理,国家对农地物权负有尊重义务、平等保护义务、补偿义务和反哺义务。对于目前我国以主体间不平等、歧视性的财产社会义务为特色的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按照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要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农地,国家应当为其提供更多的政策激励。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仅仅看到了公共行政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但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公共行政的道德职能问题,而是把道德的问题归结为社会成员个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中去.实际上,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公共行政其他职能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公共行政道德责任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和提供交换正义,公共行政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将会促进公共行政全面的道德化.     

论康德道德思想中的责任概念

"责任"在康德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重要而又关键。康德强调道德是出于对责任的尊重而行为,他极力反对以行为后果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做法,认为如果仅仅是人的行为的后果合乎责任,而行为的动机是因为爱好或者其他个人的目的,那么这一行为则无多大的道德价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价值。     

谈谈社会主义公正原则

公正,亦即正义、公平、公道,是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观念之一。在道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虽然道德体系更迭变替,但公正原则却始终存在于道德的深层结构之中,以致我们很难举出一个不关心公正的道德体系来。公正,就其一般含义来说,是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时必须遵循的价值尺度,是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毫无疑义,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的道德体系对公正原则的规定也各不相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赋予公正原则以崭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根本尺度。正是从这一     

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基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

<正>义补偿问题是资源正义分配问题。做好正义补偿要求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感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在"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究其原因是二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义务的假定上存在根本区别。而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正义补偿方案在理论上无法满足真正做好正义补偿的要求。     

论公民健康权的平等保障

平等是实现所有权利应遵守的原则,健康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平等保障健康权成为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履行该义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具有平等性的卫生制度,其平等性表现为:公平地分配卫生资源,使卫生资源能无歧视地为所有人获得;同时,照顾弱势群体的特殊健康需求,实现对他们的特殊保护。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美国行政伦理的逻辑演进与范式拓展

行政伦理包含制度伦理与人员伦理两方面内容,它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是政治中立理论应用的逻辑结果。美国行政伦理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80年代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9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进入了价值整合阶段,拓展出"体制价值"、"公民道德"、"社会平等"、"政策伦理"与"伦理教育"等取向的研究类型。行政伦理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一致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基础,而要突破行政伦理研究困境,就应当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坚持实践的原则,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求有益于实现"人性价值"与"制度价值"的因素,实现"正义与善"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