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论我国人权法律保护中的软法因素

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人权法律保护指明了方向。在人权保障法律体系中，软法是指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范。软法是一种柔性的“活法”，能够充分弥补硬法缺位，有效矫正硬法失灵，代表了通向硬法之路的“渐进式发展”。在人权法律保护进程中，应处理好软法与硬法的关系，既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又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应充分发掘两种法治资源，发挥运用各自优势，实现软法与硬法的有机契合、相辅相成，使软法和硬法趋向和谐，共同发展。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构想——以浙江省为例

当前，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而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需要有相应的指标体系作为参考依据。“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法治的有关理论，据此，我们认为，“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主要由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及其它指标组成。     

试论人权法的体系——以理论法学为视角

21世纪将是“人权”的世纪。与之相适应,人权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变得日益重要。人权法体系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基本理论、人权的基本分类、人权的保障及国际人权交流等问题。人权分为应有人权、法定人权和实有人权。从严格意义来讲,集体人权包括一般社会群体权利和民族自由权。人权作为权利也需要实现,需要完善的保障机制,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都通过“法律的人权”来保障人权的实现。使“应有的人权”通过“法律的人权”来达到“实在的人权”。而宪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历来就是人权的保障书,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宪法。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国未成年犯人权20年来的保护与发展

人权（humanright），通常理解为人凭其人的资格所享有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之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人”，既是生物学意义的人，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人权内容极其广泛与复杂，但其核心内容应体现出对人生命和自由的尊重。①那么，对未成年犯这种既处于未成年期这一需要特别保护时期又触犯法律或有不良行为而受到惩处的人应如何有效保护他们的人权呢？国际社会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探索，对少年犯或称未成年犯寻求到许多有效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并制订了一些法律来维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高度重视保护未成年犯人权，20年…     

新时代中国城乡环境正义问题的制度困境与出路

制度是实现城乡环境正义的根本保障。制度能够有效促使城乡环境正义由理念延伸到实践，协调整合城乡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各方环境利益关系。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地方政府角色错位等因素的影响，新时代城乡环境建设进程中环境制度供给失衡，城乡环境正义在实践中陷入制度目标忽视城乡差异、多元的制度实施主体缺乏良性互动等多重困境。在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层面破除城乡环境正义制度困境，逐步消除我国城乡环境保护差距，让城乡居民共享环境保护制度红利。     

法学的邀请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但大多数人都对法律知之甚少。本书生动地讲述了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法律的功用、法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如何成为一名律师、法律自身吸引人的地方，及其在社会组织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认为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并积极利用法律来改进社会。”     

当前国际人权法面临困境的原因

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人权的国际行动造成了更大的人权破坏,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的目标要求。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人权法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倒置,目标和手段错位,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人权个人申诉机制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兼对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建议

区域性的人权个人申诉机制的总体水平和实施效果较高,是对个人国际诉权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外部"强迫"来促使国家接受区域机构的人权监督是不可取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框架下的全球性申诉机制构成最低实践,具有任择性与非拘束性,其制度设计来自各国公认的一些程序原则和法律理念,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个人申诉机制的共同认识。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改革就应当围绕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平台作用的发挥,注重国家间协商与合作的形式,促进国家保护人权能力的提高。     

论主权与人权

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初颇为风行“人道主义干预”即人权的国际保护，在它存在的一定时期内，尤其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国际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侯起，某些西方国家大肆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公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实行强权政法和霸权主义，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探讨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以事实和雄辩来批驳和揭穿这一     

人权的性质:国内性与国际性──兼论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我们一般认为，人权是人类追求合理的社会以及最基本的正义的要求①。人权的提出首先要归功于17、18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在反对封建神权。王权和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人权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和政治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根源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天赋人权”思想开始上升为法律，并且由国内法的保护逐渐进入到国际法保护的领域，它广泛地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以及一系列国际文件中。可以说，人权的性质也从单一的国内性发展到国内性与国际性二性并存的局面。本文拟从人权的国内性与国际性的关系以及人权与国家…     

论国际人权保护实施机制的完善

目前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已经非常丰富 ,然而国际人权保护的状况却仍然不是十分理想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行国际人权保护实施机制存在较多弊端 ,包括 :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从而缺乏法律专业性 ;没有普遍地确立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诉讼地位 ;报告制度流于形式 ;没有授予监督机构进行管辖的强制权力 ;实施机制存在重叠的现象。国际社会应当在今后为解决上述弊端寻找国际法上的理论依据 ,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以便有效地将上述弊端予以消除 ,从而为国际人权保护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创造良好的条件。     

论少数族群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一以保护中国海南蛋民人权为例

在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借口“保护人权”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新帝国主义”的现代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少数族群”作为当今国际法上定义具有争议的群体，其权利作为人权保护项下的重要条目不容忽视。笔者试图以中国海南蛋民为例，重新定义“少数族群”，并从国际法角度来探索开拓少数族群的人权保护内容及其前景。     

我国刑事立法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采用“逐个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在吸取“逐个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在宪法中增设“国际条约之效力”的规定；对于国际人权公约中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言．可以采取直接适用的方式来实施；对于不具有直接适用可能性的国际人权公约规范来说，只能采取“转换模式”将其具体要求体现和渗透在立法中。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某些制度缺陷导致侵害人权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侵害的首要来源和起点,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认可刑事措施强制必要性的前提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限定性以及主动的程序约束和被动的程序对应、对抗,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需要结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护理念加以完善,实现人权保障和强制措施的正当化目标。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日益发展壮大,跨国公司破坏环境、侵犯劳工权益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现象也频频发生。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跨国公司人权保护规则目前有国内法、跨国公司自律守则及国际法规则。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是时代的要求。制定国际公约是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实行的法律保障。     

论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的关系

政策和法律是政府保障人权的最主要的途径,从近些年的中国实践来看,政策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规划、纲要,实施专项行动、计划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法律途径主要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等,更多地用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人权保障政策与人权保障法律在目标、内容、功能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共性和联系,在稳定性、适用对象、强制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的关系现实中可以分为"宏观-具体"模式、"先政策后法律"模式等。而人权政策要上升为人权法律需要具备社会环境、关系属性和治理经验三个方面的条件。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权

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不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权在内涵上是一种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所不拥有的、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独有的特殊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权力；它在类型上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权力）”；它在内容上本是相对于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而言的，但有关法律却存在将之与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相混的状况；它在救济上，由于不以地方分权为条件，不存在“自治机关”将上级国家机关诉诸司法机关的可能。     

人权领域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负功能引发的思考——基于国际法学学科的认识

"诺贝尔和平奖事件"表明,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影响力不断增长的人权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NGO事业发展中的活跃群体之一,其与主权国家政府以及其它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上日益构建出复杂制衡关系。对人权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元认识了解也就成为中国政府从事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一种客观参考需要。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