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从中央苏区当时情况看,肃反是必要的,但因指导思想的“左”倾和方法手段的错误,致使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它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使反富农斗争走上歧途。共产国际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种错误的理论导向使中共的阶级斗争实践步入误区,并成为肃反的理论依据。二、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及其指示是导致肃反错误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在《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认为在过去     

情洒一方热土——记召陵区青年村乡党委书记张凌波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张凌波在青年村乡一呆就是七年，他扎根基层，体察社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化解群众之忧，帮助百姓增收致富，把一腔激情倾洒在青年村乡这片热土上，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赢得了群众的口碑和拥戴。他本人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漯河市劳动模范、河南省生态林业建设先进个人、漯河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     

领导干部要有自畏感

我 国 反 腐 败 斗 争 取 得 了 重 大 进 展 , 中 央 反 腐 的 决心 之 、 措 施 之 硬 是 前 所 未 有 。 但 从 近 年 来 揭 露 出 的 一些 腐 败 案 件 来 看 , 腐 败 分 子 的 年 轻 化 表 现 更 明 显 , 一些 年 轻 干 部 腐 败 的 胆 量 很 大 , 完 全 缺 乏 自 畏 感 和 自 我约 束 力 。 畏 ,即 畏 惧 、害 怕 之 意 。 自 畏 就 是 一 种 自 我 心 理 压力 ,一 种 自 我 约 束 力 ,反 过 来 也 就 是 一 种 自 我 激 励 。 俗话 讲 ,“官 有 所 畏 ,业 有 所 成 ”。 不 自 畏 就 会 缺 乏 约 束 ,缺 乏 压 力 ,缺 乏 震 慑 ,自 …     

由烟花爆竹禁放困境看公共决策新思路

20 04年 春 节期 间 ,北 京 、郑州 、南 宁 等 大 中 城 市 违 禁 燃 放鞭 炮的 大 有人 在, 这 说明 禁 放法 规 受 到市 民 普遍 “挑 战”。2005年 春 节临 近了 ,我 们有 必 要反 思一 下 禁放 法规 ,以 便 找到 公共 决策 的 新思 路。 禁而不止的负面影响 自 《广 州 市 销 售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管 理 规 定 》和 《北 京市 关 于 禁 止燃 放 烟 花 爆竹 的 规 定 》实 施 后 ,引 发 了 全 国的 “禁 放 ”潮 ,全 国 280多 个 城 市 相 继 出 台 了 类 似 的 法规 。 但 是 ,近 两 年 春节 期 间 的 实际 情 况 表 明 ,违 …     

江一真百折不挠告"御状"

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后，江一真彻夜失眠了：今后该何去何从 如同庐山会议反出个“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震惊大江南北一样，福建“反有倾”反出的“江（一真）魏（金水）反常集团”，     

福建事变与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重大失策

福建事变时曾任我方军事代表的张云逸生前以《一次重大的失策》为题撰文说;和不扣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一部分同志的反对。经过争论,“左”倾错误领导方不得不同意进行谈判。中央派我和方方同志等来到汀州,根据“抗日反蒋协定”划定边界。经过十多天的磋     

“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向教条主义反戈一击的王稼祥

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     

我的红岩情结

最近,有朋友给我寄来今年已出的几期《红岩春秋》杂志。它的封面,它内容的地方特色,一下就把我这个离老家近50年的重庆人的思乡情结,特别是红岩情结牵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去过三次红岩。第一次是1946年3月间,我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我们学校经过“一·二五”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示威大游行和“二·二二”反苏大游行之后,南方局青年组要我们新青社核心组成员去参加总结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全国青…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述评

从一九三○年底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五次“围剿”。除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失败外,其余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这次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回忆红军卫生学校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克服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又有了发展和扩大。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从一九三○年十月开始,对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继我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月又相继对我发动了第二次、三次“围剿”。当     

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倾问题，其原因是：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错误的表现浅析

“左”倾错误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本文试就对“左”倾错误的表现作一些剖析,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首先看在政治方面,错误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错误地估计和处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产生了扩大化。具体表现是:1、错误地判断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一次会议上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又改变了“八大”的正确判断,重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使之不断扩大和升级,不断理论化、系统化,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萧劲光与李德的斗争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是与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瞎指挥分不开的,那一次萧劲光险些成了他们错误军事路线的牺牲品！几年之后,当萧劲光作为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奉命对反动顽匪进行军事清剿时,那个李德又出来想要“指挥指挥”,但结果,他没能把萧劲光指挥动！     

试论西汉前期的"强本弱末"方略

西汉前期,诸侯王国势力强大,他们“外托君臣之名,而内有敌国之实[”1](P349),最后发展到“七国之乱”。然而,异姓诸侯王在西汉建国之初的几年时间里纷纷落马,同姓王的反叛也迅速被平定,声势颇大的“七国之乱”仅历三个月即告破败。由此,人们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势力强大的诸侯王们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西汉中央政权在与诸侯王国的斗争中何以能立于不败之地?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西汉前期统治者所奉行的“强本弱末”方略无疑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一所谓“强本弱末”,从内容上说,就是增强中央势力和权威,削弱地方特别是诸侯王的…     

史无前例的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距1956年秋举行的中共八大已近13个春秋了,其个中原委应是众所周知。 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愈益严重的“左”倾偏差,终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感受台湾“学运”

我计划今年5月去一趟台湾，不料从3月的反服贸开始，台湾“学运”不断，4月爆发的反核四运动一直延续至今、友人劝道，彼岸“学运”一波接一波，想等他们消停再去，可够得等。其实这些“学运”多以请愿为主，即使是涉及大陆的反服贸，也不会对大陆游客造成影响。     

“一山不容二虎”辩

“一山不容二虎”一说始自何时,我未作考证,但肯定是古已有之的。《左传》里,有关因“一国不容二君”而发生的宫廷政变,俯拾皆是。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第一把交椅上也容不得两个屁股。     

邓小平民主革命时期与“左”倾的五次较量

邓小平的一生,与“左”倾有着不解之结,反“左”是导致他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终始原因。邓小平与“左”倾的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同于其他方面的斗争,它更需要冷静和睿智。虽没有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但其中的斗智与斗勇,惊心动魄程度决不亚于战场上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就与左倾有过五次较量,且有输有赢,其中有几次,至今仍是鲜为人知的。     

略论共产国际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曲折

19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全党。众所周知,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1929年四次来信等一系列“左”倾指示密切相关的。此后,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立三“左”倾错误过程中,又产生了很大的曲折。对此,本文试图作些粗浅探讨。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