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巡回检察研究——以T市巡回检察为例

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司法责任制改革,主动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需求,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创新性检察监督制度。尽管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巡回检察宣传开展不深入、巡回检察干警业务能力跟不上新时代监狱检察工作发展等问题。应从革新监督理念,打造双赢、多赢、共赢的工作格局,完善“派驻+巡回”检察方式,建立健全巡回检察案件化办理模式,借助“外脑”等方面提升监狱巡回检察工作质效,本文从监狱巡回检察理论认知、监狱巡回检察的实践分析、对监狱巡回检察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等三方面对监狱巡回检察进行探讨。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改革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改革，是深化检察改革的内容之一，重点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机制，由事后监督模式变为同步监督模式。二是完善监外执行法律监督工作，改革现行的监外执行执法主体，建立相关的工作衔接机制。三是改革现行的派驻检察机构，实现派驻检察室单独设置，加强法律监督力量。近年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在上述三个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举措，经验值得借鉴。     

论监所检察机构设置之不足与完善

现行监所检察机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对此,应从立法上明确派驻检察监督方式以增强其权威性;将监所检察职能定位为刑罚执行监督和监管活动监督,建立起以派驻检察为主的同级监督或者提高一级监督模式;厘清派驻检察、监所检察、派出检察院机构各自的权限、职责,基层监所分设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机构,各司其职、互不干涉,派驻检察仅受其派出检察院和上级监所领导与业务指导,并对其负责。     

困境与出路:论我国监狱巡回检察制度之构建

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主动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而推行的一项创新性监督制度,其在破除"人员同化、监督弱化、独立性缺失"等问题上效果显著。但从改革试点情况看,由于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运行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为了提高巡回检察监督的质效,有必要主动转变监督观念,通过加强巡回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机关协作配合、加强信息智能运用等举措完善监狱巡回检察制度,确保监狱巡回检察工作能够行稳致远。     

以国家审计为视野重构监所检察监督模式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目前主要通过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的模式来行使检察监督权。长期以来。这种设置派驻检察室的监督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派驻检察人员与监管场所“同化”的问题最为突出,导致监督效果不佳。需要借鉴国家审计监督模式的经验,改目前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向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并重的过渡模式,并最终实现巡回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     

市县(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北京市顺义区为视角的研究

反腐机制盲点和空白点过多,是导致目前市县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各地不断进行的实践探索,虽然对遏制腐败蔓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未能破解权力结构格局,派驻机构改革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只有建立以职能为划分要素的派驻模式,才能克服目前"点派驻"模式"同体监督"被同化、"片派驻"模式"体外监督"被隔离的弊病。     

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逻辑展开与内涵阐释

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较诸传统“检察理念”更加注重时代性、整体性并突出“法律监督”属性。其本质是新时代背景下围绕法律监督形成的“理念集合体”，建立和发展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支撑”以及统摄“工作理念”和“改革理念”等特定理念的更高位阶的“上位理念”。其逻辑应从四个方面展开：问题意识层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别系统性回答新时代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法律监督、应当怎样坚持和发展法律监督；基本定位层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律监督领域的具体化，也是指导和调整我国全部法律监督活动的根本指针；逻辑边界层面，不得违背我国人大制度根本遵循和现代法治基本共识；根本保证层面，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律监督工作的领导。于此基础上，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之科学内涵，可以阐释为以下五个方面：以“民主法治”为核心内容，以“法制统一”为基本诉求，以“人权保障”为本质要求，以“理性谦抑”为价值追求，以“功能优化”为根本方法。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实效化问题研究——以检察机构改革为背景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兴盛于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以后,当下最高检正试点巡回检察,并且完成新的机构改革,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又兼具了新的职责,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早在2015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决定》开篇指导思想中就提出了要在"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学术界将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关于刑事执行检察体系、模式、职权、内涵等的宏观思考;一类为针对具体监督行为的司法规制。两者虽对实效性问题略有提及,但均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专题研究领域更是一项空白。究其实质,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落脚点终在于监督权的实效化,以此作为范式展开研究,对于充分行使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实现监督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业务工作改革发展前沿问题探索——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

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基础；量刑建议应采用确定的量刑建议并作为审判活动监督、提起抗诉的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做法是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以健全与完善。民事抗诉应定位于中请再审之后，将申请再审规定为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的前置程序；更应定位在涉及公权利的范围内，而对不涉及公权利的案件则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从而构建检察抗诉与检察建议并存的检察监督格局，真正起到统一司法、个案公正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的作用。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局限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锁定在诉讼程序范围，没有充分体现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职能的宪政定位。拓展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检察职能，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机构，是实现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法制监督，发展行政检察制度和国家行政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对检察建议的法理基础、性质地位、功能定位等的认识，理论与实务上有多种不同的主张，研究检察建议的基本问题对于立法、司法与法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对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完善检察建议的程序、发挥检察机关的综合治理职能具有重要价值。对监管场所实行派驻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基层监所检察实行“科室合署办公模式”是派驻检察组织形式的深化和具体化，是提高驻所检察工作效率和监督实效的极佳路径。     

山东检察研究与检察改革情况报告

一、检察研究总体情况(一)检察研究成效明显近年来,山东省检察研究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立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为目标,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手抓”,立足服务,深入基层,重点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强化法律监督、完善检察制度、推进检察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检察研究服务大局、服务检察业务、服务领导决策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探索“检察”真谛 促进制度建设——2010年检察理论研究回眸

2010年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具有显著的特点。目前检察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加合理地配置检察职权、完善检察工作机制、推进检察改革,从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关于检察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挖掘"检察"一词的科学内涵,阐述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检察学的基本范畴,深化检察权研究,探索检察活动的规律。关于检察职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检察职能与法律监督的关系,职务犯罪侦查权,量刑建议权,诉讼监督问题。关于检察工作机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查制度的价值目标,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强化公诉权的诉讼监督职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模式,民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及方式,铁路运输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和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     

困境与出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现状与重构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传统“监所检察”变更为“刑事执行检察”。这一变更不是简单的部门称谓的变化，而是涉及工作职责、工作方式、工作理念的重大变化。但是，现实中还存在法律支撑不足、工作机制不健全、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力量有限、监督角色被同化等诸多与刑事执行检察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笔者通过对当前以派驻检察为主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现状的分析，试图找出解决制约工作发展的障碍，寻求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出路。     

减刑、假释程序中的检察监督

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着检察监督弱化和虚化的现实困境。配合性监督泛滥,柔和性监督是主流,被动性监督成为常态。从具体层面上看,是由于减刑、假释程序具有高度封闭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有限;从根本层面上看,是由于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有违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保证检察监督能够真正对减刑、假释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保证减刑、假释程序的有序性与严肃性,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刑罚执行活动的权力,从源头上进行检察监督,还要摒弃传统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转变监督模式。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检警关系探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存在特殊性，传统检警关系模式难以有效保护被害人权益，亦难以保证侦查取证的质量。检警一体化、侦诉协作、检察引导侦查等三种检警关系模式各有优劣。结合检警关系理论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双重功能来看，应在检察引导侦查模式下明确“提出要求”和“临场监督”等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实现保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与保证侦查取证质量两方面平衡。     

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程序之衔接——以审查起诉为关切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包含了理念转变、职能调整、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的改革举措。此次改革中，国家监察权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检察院也经历了重塑性变革，国家监督体系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实践中，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特别是与审查起诉之间存在着协作意识不强、配合机制不健全、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检察审查程序对监察调查程序的制约也还不到位，仍然面临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建议以厘清检监两机关的职能定位、完善第三方介入机制以强化人权保障等路径展开，审视在程序流转过程中的各个具体规范措施，构建起正确的制度障碍破除机制，寻找一条协调顺畅的检监衔接路径。     

论提升派驻基层检察室的执法公信力

派驻基层检察工作室作为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的创新工作模式,其执法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法律规定不明,检察人员业绩考核界定不准,监督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法律的公信力受到了挑战。提升派驻基层检察室执法公信力有三举措：严格公正执法、界定权责明确的法律职能和树立检察监督权威。     

对当前中国检察制度及检察工作发展的思考

本文从法律监督理论与检察实际工作两方面着手 ,在总结历史及解析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以程序性法律监督作为中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导向 ,强调检察制度设计与检察制度运行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试图为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法律监督制度建设提供一种明确的理解。     

法律监督理论和检察监督权

本文用比较的方法论证法律监督理论在中国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批驳了“检察行政权”错误学说，同时对由法律监督理论决定和产生的检察监督权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完善和强化检察监督权的建议。     

基层监所检察实行“科室合署办公模式”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监所检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职能之一。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监所检察工作并没有实行派驻检察,采用的是“定期巡回检察”的方式。包括前苏联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监所检察”这一业务,但也没有实行对监管场所的派驻检察。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制度分析和实践完善

目前着力开展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还面临着认识不清的困境，有必要探究其内在逻辑以明晰其面目。理论依据要解决“为何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因应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深层次的实质法治、国家治理、检察功能、能动检察的动因和需求。制度定位实际是解决“为何能做”的问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依托行政诉讼监督开展，是行政检察职责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作机制层面的安排。实践完善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实践中已形成类型化的化解模式，还要探索和创新化解范围和方式，以期尽早实现规范化、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