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学者认为，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着不断的切磋和互动，产生的结果有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有的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在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想后形成的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     

再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辨识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的什么呢？对此，“结束”一文并没有给予分析。而这个问题却恰恰蕴涵着笔者与“结束”一文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后者是一种理论的升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自己的中国“祖宗”

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命题的深层意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深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国学热、读经热的今天，人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显得迫切和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读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个引领中国过去发展并将继续引领中国未来辉煌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中国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孜孜以求并继往开来的理论问题。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专门研究已经很多，     

农民问题——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它是中国国情中最基本的因素，是牵涉面最广的综合制约因素，是解决中国革命诸多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农民问题的先知先觉者，在国共合作时期就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大革命失败后，他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在此基础上，他以巨大的实践勇气和理论勇气，系统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并进一步形成了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沿着毛泽东开辟的独创性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形成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重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本文比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提出的不同背景、内涵上的区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实质上开始探讨和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既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延伸，又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紧密关联，同时又具有它本身的个性特征，其个性特征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思考（四篇）——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和历史性实践，始终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刊特邀了四位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特点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等问题，进行深入探析，以飨读者。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这是共识。但20-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引领“中国化”时代潮流，营造“中国化”的时代语境，创造“中国化”的集体意识，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心理认知基础，起到了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     

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位”问题对策研究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不到位”、“错位”和“缺位”三个突出问题.“不到位”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尚未很好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错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缺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进程.解决的对策是:要澄清认识问题,转变七种旧有观念；要探索有效方式,用“三化”解决“三位”问题,即用大众化解决“不到位”问题,用现代化解决“错位”问题,用国际化解决“缺位”问题.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大众化是中国化的目的。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09”上的致辞

同志们：今天，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教学的工作者们齐聚中央党校，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09”，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回顾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中的主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逾百年之际,有必要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现象和问题.“会通说”是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之谜”的主要解答模式,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从内在机理上看,“会通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谜是不彻底的,文化客体间的“会通”只是基础,文化主体的“接受”才是关键.从文化观角度看,立足于狭义文化观立场的“会通说”,并不能完整系统地反映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从广义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可见,由文化的“会通”进到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运动展开的两个基本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接受论”是对“会通说”的合理继承和深化,它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辩证法.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两个相关的提法．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命题。     

20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研究评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语境密切相关。20世纪初的中国，动荡起伏、，波澜壮阔，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交织汇集成新的学术生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近些年学界关于20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的研究进行梳理，能够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原点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国化的深层思索

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话语特点决定了我们无法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建构一种适合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的完整形态的正义理论，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将公平正义纳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以审视与沉思，把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置于“小康社会”“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色彩的话语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具体化、现实化。为此，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正义的理论成果打通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相遇，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时代意涵。而“两个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即从现实需要和现实规约逻辑起点出发，从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正义”和“历史正义”思想的贯通处和结合点。     

移植与嫁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和实践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历史实践之中，移植和嫁接的不同样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与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机械地搬运到中国的物理位置意义上的移植，而是进行化学反应意义上的嫁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射准中国具体实际之“的”。作为新时代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出的党的理论创新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上实现新的飞跃。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必须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权的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阐释人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