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诅咒”现象存在性及相关财政政策选择探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我国总体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分析来看,我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还难以确定,但对省级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一些省份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要破解"资源诅咒",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从财政政策角度,可以通过改进和完善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方面的机制和政策来实现。     

资源无罪 怀璧其罪——资源依赖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困境解析

新型城镇化的原则在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拟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草原资源开发和保护为个案,探究煤炭开采作为当地工业化道路的深层原因和对环境、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分析破解资源诅咒下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困境:结构升级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拓展经典理论,重点关注了"资源诅咒"效应对区域经济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资源丰裕地区资源产业的发展反而使要素累积非常有限,由此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分区域比较发现,由于技术等方面条件的落后,高资源禀赋地区中间品制造业行业越发展,对上游资源禀赋的粗放开发利用越多;反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能更好地达到规避"资源诅咒"效应的目的。     

美国规避“资源诅咒”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美国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成功避免了如今使发展中国家饱受折磨的“资源诅咒”,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执行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即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坚持自主创新并构建资源部门创新体系,发挥政府的关键性引导作用.美国资源开发对我国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资源诅咒”并非必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关键；政府的引导至关重要；资源富集区应通过就近工业化战略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工程创新

在对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进行的城镇化考察中,发现"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与城镇化进程耦合之后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城市病"症候群及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经济新常态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转型必然要求城镇化方式的创新,这为资源富集地区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加理性的视角。城镇化是典型的"大工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物质载体,工程创新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熔断"之后,必然需要创新工程活动的路径,助推资源富集地区跳出"资源诅咒"的陷阱,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西部优势转化应破解"资源悖论"

西部资源丰富既是优势,也包含着劣势.西部发展既要依托资源优势,又要尽量减少资源型产业带来的弊端.资源以及对资源的节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成为我国发展的一个"悖论".如何破解这样的"悖论",是西部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     

关于构建陕西油气资源新型矿权管理体制的思考

陕北油气资源开发中国家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矛盾的解决对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油气资源政策的实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立新的油气矿权的初始配置和市场化的流转体制,将为陕西境内油气资源的合理、有序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规则保证,也将为探索我国整体矿业管理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荻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青海省资源型企业创新现状及对策分析

资源型企业是对可以开采利用并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自然资源进行有目的研究、开发、生产、灵活应用等经济主体,即从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种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或主要从事资源生产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企业总称.青海省资源型企业的创新发展对青海省整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青海省资源型企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个扩张过程中,青海省资源型企业的创新发展存在众多挑战,创新行为有待规范化、科学化.因此,本文在分析总结资源型企业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青海省资源型企业的创新行为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创新发展的应对措施.     

基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制及治理

首次基于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理论,从融资平台视角分析了地方债务风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政治资源诅咒效应,即相对丰富的政治资源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弱化了风险控制意识。同时为维系政治资源较高的投入,增加了地方政府利用政府债寻租的机会,挤占了地方债有效利用的空间,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较高风险。从控制政治资源关联度、优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机制、构建风险管控体系及加强公司治理等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地方债务风险治理措施。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