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政语境下的税收监控

英美法早期的宪政运动表明税收监控是宪政产生的推动力量。近现代税收监控的宪政实践要求税收立宪,这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税收是政府基于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财产权又是公民权最核心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赋予和保障纳税人税权、限制国家税权是税收监控的应有之义。     

再论税权——从税法体系化的角度切入

由于具有显著的体系化效用,税权应当成为税法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面对税法的体系化诉求,税权理论研究有必要在税权的基本形态、法理逻辑以及如何以税权概念为中心来设计和安排税法规范体系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税权规范构造则需在“国家税权利—纳税人税权利”和“国家税权力—纳税人税权力”范式框架内进行其内容的具体设计。税法法典化承载着实现税法体系化的时代重任,税权进入税法典体系可考虑从明确税权的法律概念与基本权能、构筑税权行使的一般规范以及确保税权与税法价值、税法基本原则等正当衔接三个方面入手展开整体构思。     

论税权二元结构及其价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税权概念存在着一些争拗,而税收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入和运用,有助于对税权内涵及其本质的深层解构。显然,税权作为国家税权力与纳税人税权利的统摄,并非仅仅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而是税权力与税权利互为债权债务关系表里的必然,其主体不仅包括行使税权力的国家,还包括授权国家行使税权力的纳税人,而且始终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良好实现为依归。本文试图运用税收债权债务论和社会契约论来分析税权的概念和内涵,澄清税权的外观结构与内在本质,进而揭示宪政语境下税权结构生成的价值逻辑。     

论税权理念及其底线规则

税权理念的核心,就是如何合理划分纳税人权利与国家税收权力的边界。纳税人权利不具有逻辑上的天然优势,国家税收权力也不应成为空洞的权利实践工具,权利与权力是平等的,纳税人权利的内在理性及国家税收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制度化,是二者界分的两大理论基石。国家税收权力的行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不会影响纳税人权利并被视为正当,需要我们在税权理念中引入一条底线规则。     

试论纳税人的权利及其保护

纳税人是税收的主体,是税法的主要构成要素,负有纳税义务,但在我国税收领域和整个社会环境中,长期仅重视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了法律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导致纳税人利益的损害。本文通过分析纳税人权利及其性质,指出纳税人保护的内容与必要性,并基于此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法,从而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前提保障。     

评说速览

关注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是公众向政府伸张某种权利时常挂在嘴上的概念,可到底纳税人有哪些具体的权利,一直缺乏明晰、法定的界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首次发布《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把散落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归拢,明确列举了我国纳税人拥有的14项权利与10项义务,如知情权、监督权、保密权等。     

论税收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税收司法审查制度是纳税人权利司法保护体系的核心。我国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正经受着来自税收立法层面及税收执法层面的双重威胁,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并不能为纳税人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本文从建立和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的角度论述了建立税收司法审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浅析税务代理制度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税收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民主法治化的浪潮洗礼下,纳税人权利日益成为呼声甚高的一个命题。但是,当下税收法制环境并不如人意,征税机关作为国家征税主体在税收活动中侵害纳税人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十分有效的保护已常为人诟病。本文试从第三方——税务代理的角度来探讨税务代理制度对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作用及其机制,以其能够在税务代理制度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一些观点。     

宪政视野中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如何保护纳税人权利倍受关注。由于纳税人权利所有的政治属性,公民权的行使成为纳税人权利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宪法和税收征管法分别从不同层面和内容提供了保障。本文认为,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无需重新创制一个权利体系以及保护机制,而是需要在宪政制度中获得保障。     

论税收授权立法的属性——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视角

现代社会,税收授权立法被各国广泛采用,尤其我国的税收授权立法在税收立法中居于垄断地位,因而纳税人权利保护状况与税收授权立法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主要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对税收授权立法的根本属性进行了探讨,提出税收授权立法只有具备从属性、限制性以及灵活性,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理念才能在立法中得以贯彻,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价值追求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论财产权与征税权的冲突与协调——以权利(权力)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

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冲突贯穿于国家税收始终。以财产权与征税权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对财产权权利性质及征税权权力性质进行定位与论证。财产权与征税权在彼此冲突中实现其权利(权力)价值,而冲突过程的实质亦是两权协调的过程,通过两权的协调最终达到国家与人民的共赢结果。既保障纳税人的私人财产权不受征税权的非法侵犯,又使国家在纳税人依法让渡财产权的基础上奠定其存在物质基础,从而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增进纳税人的公共福利。     

肯尼亚的纳税人诉讼——公共资金支出权的司法审查

尽管肯尼亚设计了精巧的宪法机制控制公共支出,但肯尼亚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情形仍然大量存在.在肯尼亚政府公共资金支出的政治调控远远不够的情形下,法院接受纳税人诉讼以阻止公共资金的非法支出所引起的对公众的损害.纳税人诉讼是指任何已经为其不动产或动产缴纳了税收的人代表所有的纳税人所提起的诉讼.法院享有足够的裁量权去决定哪些案件里纳税人有诉讼资格,这使法院能够在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和保证政府正常运作之间保持平衡.纳税人诉讼将不仅大大有助于对公共支出的控制,而且也给予政府足够的财政空间实施其任务.     

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保护

征税权扩张是应对纳税人独立财产权的必然选择。征税权扩张的合法性来自征税权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必需性、纳税人财产权的受限制性以及宪法和法律对征税权扩张的限制。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冲突应当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我国已经确立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私人财产权的双重保障——兼论税法与私法的承接与调整

财产权是公民维持其物质生活的基本权之一,对公民生存权等诸项权利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财产权的实现过程中,不仅将面临来自平等主体的权利侵害,更将无法避免以参与财产收益分配为目的的征税权的侵害。为此,必须通过私法与税法的双重制度构建,为私人财产权的实现提供全面的保障。私法通过财产权行使规则的确立,为财产权提供积极的制度保障,而税法则必须通过对国家征税权的自觉约束与规范,防止征税权对财产权造成过度的侵害,为私人财产权提供消极的保障。着重研究私人财产权双重制度保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如何实现两者的相互协调,避免规则的冲突。     

论税收优先权的效力冲突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这对于保障国家税收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该条对如何协调税收优先权的效力冲突,规定过于简略,缺乏操作性。笔者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得出如下结论:(1)坚持国税优先于地税原则,在同一税种或同顺序的税收之间,实行税收"扣押优先"或"交付请求优先";(2)税收优先于普通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税收与抵押权、质权之间,原则上依据权利设定的时间决定先后顺序,但土地增殖税和关税应优先于抵押权和质权,留置权具有绝对优先于税收债权的效力;(4)协调税收优先权与私法优先权的效力冲突,应分四种情况区别对待。     

税收刑法立法民主化

为了提高税收刑法的自觉遵行度,降低其执法成本,必然要求税收刑事立法反映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税收刑法立法过程中,应当加强税收刑法立法决策,制定民主机制建设,确保税收刑法立法形式的法典化和内容的公正化。     

中国税权重构的法律思考

税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法的核心内容。我国于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对税权进行了配置 ,但从多年运作的情况看 ,这种税权配置存在不少问题。就中国税权的重构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并建议赋予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 ,合理划分税种 ,使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     

我国地方税权的确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The local tax righ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national and social stability,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functioning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devide tax power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it should strive to combine the central right diligently leading with moderate local power. It means the division of tax power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power demand and financial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wisely and rationally choose a main local tax category,we should reform and adjust the local s...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法律建构

现代宪法规定国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基本义务,而财产权的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祉,据此,个人所得税法建制侧重于设定纳税义务的成立要件和确定程序。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是在所得分项基础上经由法律创设的,分为税款缴纳的主给付义务和纳税申报的从给付义务,可能由支付所得者或取得所得者履行。分类税制下,纳税义务主要由负有扣缴义务的支付所得者代为履行,取得所得者则负有根本性的纳税义务,充分体现税收稽征效率。综合所得范畴的引入,使得核心课税要素由所得这一征税客体转向纳税人,更能实现量能课税原则。纳税人有依照法律纳税的权利和义务,由此,重构纳税义务如下:其一,横向的并行结构,包括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等模式下的纳税义务,后者可能包含税收负担从轻权;其二,纵向的递进结构,包括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等阶段中的纳税义务,可能包含补税义务或申请退税权。     

个人所得税扣除的人权逻辑

个人所得税的第三次修正仅是个人所得税乃至税制改革的起步,未来的制度构建应当以人权保障的理念为指引。扣除方式、方法及标准影响税收负担的大小,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牵涉诸多人权问题。必要成本费用的扣除是纳税人财产权的要求,生计费用的扣除是生存权的要求,而平等权则要求各项扣除的非歧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