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呼唤制度伦理建设。依据制度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制度伦理体系由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以及政治制度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和社会文化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为制度正义、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效率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与前提,社会效率是制度正义与良序社会的物质承担者,良序社会的构建是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出发点与目标,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公约何以有效？——基于制度层级的分析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分析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十多年来从概念构想、制度安排到机制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透过威廉姆森制度演化的四个层次分析框架及其相互关系，可发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中在第一层次的非正式制度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各具特色但交融影响；宪法和法律等第二层次的制度为其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第三层次的日趋完善治理机制有效推进了泛珠三角的区域治理；而作为资源配置机制使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且不同层次之间的制度演化互动明显，形成区域合作的制度体系。未来推进区域合作的深入在嵌入性制度层面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制度环境方面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法制建设，在治理机制方面要健全合作架构和完善省际合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制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规划、实施和评估方案。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创新逻辑与制度类型学

清单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治理中一种常规化的治理工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领域,对社会治理领域清单制的关注情境主要在农村,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研究表明,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为清单制的介入提供了制度空间,清单对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部门与条块协同、社区减负和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等均具有契合性。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在制度内容方面具有功能边界和功能目标的差异,在制度功能上则具有公平与效率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制度内容与制度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对清单进行类型学框架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单具有治理清晰化的功能诉求,但也存在有限覆盖性和简化治理复杂性等局限。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模式及实践情境 ——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

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有效模式,对推动我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下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和目标管理理论,为分析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应用由制度规则、责任主体、协同执行、结果评估、绩效反馈五个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内外典型生态治理案例开展分析,可以归纳国内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绩效问责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问责情境、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因此,在特定问责情境中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对绩效问责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域.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现代转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三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具有循环性和超稳定性的橄榄型结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治理价值的现代化、治理制度的理性化与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公务员考核体系的创新路径与特征——基于文本分析的多案例研究

公务员考核体系创新是对公务员考核过程中不同要素和资源重新整合以满足特定管理需求的活动。文章梳理了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三个阶段的特征,并根据对网络上公布的公务员考核制度文本的分析,从考核的内容与标准、程序、结果和主体等方面分析了创新的特点。研究发现,公务员考核是渐进式的创新,反映出国家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公务员考核体系的空间演化是典型的制度创新扩散过程,尽管现阶段的扩散已基本结束,但仍旧存在重新启动的可能;综合来看,公务员考核体系创新形成了情境依赖的演进模式,深受科层体制的影响,同时具有地域差别和空间集聚特征。     

区域垄断、治理体系重构与“多中心”化——水务治理的制度选择

早期对水务产业治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机制、公有企业之间的选择,以及市场机制的内部模式问题,这无法解释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的困境,也无法为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背景、水务行业的经济属性以及水务行业的治理制度选择结合起来,以英国经验为基础,构建了新的解释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框架,即"多中心"的水务治理制度框架。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框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下,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占有主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治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是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和科学治理,这就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着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建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结合机制,以防止权力专断;着力推进法治化改革,加强显规则的执行和监督力度,以遏制潜规则蔓延;着力实行科学化改革,精细设计和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堵住机制程序漏洞。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基于立法文本分析的国外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研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例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是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制度保障,促进了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通过构建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理论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选取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政府绩效管理立法文本中的条文进行编码分析,总结共性特征。研究发现国外政府绩效管理立法重点在于规范政府绩效战略和计划的主体机构及内容构成、绩效信息使用和绩效信息反馈,对绩效测量和绩效评估只做出框架性规定。据此,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立法的定位、主体内容和边界。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境界的四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显著优势,从四个维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境界:一是从哲学基础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主体自觉;二是从方法论看,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意识;三是从价值理念看,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本意识;四是从实践导向看,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