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与区域立法问题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了行政区划边界,涉及到多地区之间的沟通配合,必然要求各地之间相互配合与协调,拆除各区划间的行政壁垒,建立一体化的空间环境。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区域立法还没有一个合法、合适的定位。为此,必须明确以规律为引导、以区域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法制协调为手段的区域立法原则。比较分析欧盟法和美国的州际协定,我国区域立法可以借鉴后者,采取区域立法协作的模式。     

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与保障机制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我国法律的明确授权,区域协同立法作为我国立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规范和实践层面持续、深入发展。当前法律仅对进行区域协同立法的必要性作出规定,但是如何进行协同立法、立法如何实施等具体机制均未明确,这导致区域协同立法落实效果不尽人意。有必要将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和保障机制予以制度化,以常态化的立法协调机构作为组织依托,以系统完备的立法工作机制作为重要抓手,以健全有效的立法备案机制作为实施保障。     

区域行政立法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最佳选择

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协调区域内各行政区划利益冲突和各自为政问题已显得十分重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的想法不切实际,定期协商机制及成立共同协调机构的协调方式效果不佳,必须用法制手段来协调.而在法制协调手段中,区域行政立法的形式是最佳选择.要通过完善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方式,明确区域行政立法是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另一种合法形式,明确区域行政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规定行政立法具体程序,解决其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合同制等.     

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的地方立法理念设计北大核心

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而言,统筹科技资源意义重大,关乎到经济区能否持久高效发展。目前经济区内科技资源的统筹工作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通过地方立法规制的途径可以对其予以规范化治理。既有的地方立法在基本属性、具体形式和主要内容三大维度之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基于改善地方立法现状、解决立法现存问题的出发点,地方立法机关须从立法的区域协同性、"规范倾向"性以及可操作性三方面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资源地方立法的基本理念进行科学设计。     

环渤海区域环境治理的启示——比较研究国外环境保护区域治理立法经验

我国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然而,海洋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面临着严重威胁。渤海是典型的半封闭性内海,生态环境脆弱。随着环渤海地区海洋利用活动的日益频繁,渤海生态环境承载着巨大压力。保护渤海生态环境健康,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国外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国内立法研究

国际海底区域(简称":区域")内活动正处于从勘探阶段迈向开发阶段的过渡时期,同时,制定"区域"资源开发相关国内法是国际法规定的担保国免责条件,因此,各国都在抓紧依据国际法框架,制定相关"区域"资源开发的国内法。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外"区域"内活动相关立法,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重点对《"区域"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意见》发布后各国"区域"国内立法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国外在该领域国内立法的可取之处。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简论如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目前哈尔滨市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树立了以民生为导向的立法目标,拓宽了民主立法的途径,设立了立法专家库。当然还暴露出地方立法的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一定的地方性、操作性、技术支持和监督性。以后的地方立法应该处理好和上位法的关系,突出地方的特色,使地方立法更有操作性,建立立法评估机制,加强监督机制。     

利益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立法

利益视角下的生态补偿立法,在立法原则上,应坚持以生态利益的有效供给为核心,保护生态利益供给者的经济利益和补偿要体现利益公平;在立法目的上,生态补偿立法以实现生态利益的增加和有序流动为目的,因此,不能将生态补偿立法与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相混淆;在立法体例上,生态补偿所涉利益的跨区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适合采用中央立法、单独立法的立法体例;在立法内容上,应该设立开放型的法律主体体系、补偿义务公平分担体系以及有效的利益救济体系。     

从“戒严”到“紧急状态”——呼唤紧急状态法的出台

紧急状态法是一国在非常时期所必须的法律制度,这是宪政和现实的要求,更加体现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我国宪法随着时代发展进行了修改,将紧急状态制度纳入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应地也应当制定一部完善的紧急状态法来调整紧急状态时期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国内一些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进行总结,从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的立法探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法规制度执行不力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课题.从立法的视角看,引起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党内法规建设相对缺乏一个总体规划,前瞻性不强;部分党内法规制定得比较粗疏,立法质量不高;党内法规体系不完全配套,程序性法规偏少;党内立法冲突较为明显,协调性不强.     

公务员录用规定合法性的缺失与补救

《公务员法》颁布两年后国家人事部出台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不仅没有为解决公务员录用考试的年龄学历等的资格歧视问题提出任何有效的措施，而且该规章存在着诸多明显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国务院应当对该规章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予以撤销，重新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提请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     

论“立法腐败”的界定、危害与规制简

立法腐败是指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和政策制定者（立法主体）滥用立法权和准立法权,为相关市场主体制定谋取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私益的法规、政策,并以此谋取私利的行为.我国立法腐败具有非典型性、合理隐蔽性及局域性等特点.立法腐败的规制,应着重从立法腐败的特点切入,并借助于密切相关的制度机制.     

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路径--以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立法路径的选择。立法路径的选择既要考虑立法动因,又要检视立法现状。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动因而言,根本动因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片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动因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推行的改革事项。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路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导的"自上而下授权立法",直接导致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此,应建立"自下而上提请立法"路径,满足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的主动立法需求,以双重立法路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试验功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我国流域立法模式的合理选择与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涉水立法也是活跃和不断发展的。但是,从总体看,我国以流域为尺度的立法相对薄弱。通过分析我国流域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结合式"流域立法模式的概念,分析了这种立法模式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其突破,探索了这种立法模式的实现路径。流域立法模式研究旨在推进和完善流域立法,使我国的水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如何看待当前的法外"地方立法"

本文首先说明了什么是地方立法,分析了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指出了法外"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微妙关系,并就国家与地方如何对待基层政府的"立法权"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国家应严格控制地方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也应掌握好立法权的度,应合法、合理地使用这一权力,以免与国家立法权发生冲突;最后,还指出了现行<立法法>在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坚持依法执政 重在领导立法

领导立法,符合现代各宪政国家中执政党履行执政职能的一般规律,是由中国执政党总揽全局的主观要求与立法活动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所决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创设正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成为党实施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党领导立法,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当科学配置立法权限,保障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资源和履行立法职权,理顺同级党委与人大党组的关系,尊重支持和督促立法机关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     

关于立法创新的思考

所谓立法创新，就是按照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修改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从地方立法讲，就是遵循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从地方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研究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出有创新意义、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规章，为地方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法律保障，创造一个具有投资吸引力的法制环境。立法创新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包括立法观念上的创新，又包括立法内容上的创新；既包括立法实体上的创新，又包括立法程序上的创新；既包括立法机制上的创新，又包括立法技术上的创新。     

经济犯罪立法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我国经济犯罪立法刑法规制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为此,未来在经济违规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应着力破除对刑罚威慑能力的迷信,做到刑法介入适度；在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上,应打破“大一统”的传统立法思维,尽快回复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双轨制模式上来；在经济犯罪并入刑法典时,应综合运用各种立法技术,最大限度地增加刑法条文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