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顾客需求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在天津市民中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如积极回应公民需求、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政务公开状况等政府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会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地方政府不太容易控制的因素，如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状况也会对政府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绩效，会提高政府的形象，增强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逻辑、异化与规避策略

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回应式创新，其遵循着政治博弈与社会嵌入双重逻辑，是以创新行为回应上级创新期望与人民群众诉求的过程。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很有可能出现异化问题，当政治博弈逻辑超越社会嵌入逻辑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政府中心主义，以致于诱发“旧瓶装新酒”式创新、“拍脑门”式创新和“虎头蛇尾”式创新，这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有损政府公信力。规避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异化，需要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端正地方政府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创新进行引导；强化社会嵌入，提升政府创新决策公开透明。     

近代市政设施中的公共管理之难——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对象

作为近代市政设施中的公园,凝聚着公众利益的考量和公共管理的困难。汉口中山公园作为一个典型,凸现出中国近代公共管理的困惑:参与公园管理的诸种力量皆以改善公园环境和服务为诉求,但却未形成有效的合力以趋同协作;相反,还出现不同程度的离心力,使得公园管理效果大打折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各种管理力量无法整合,甚至相互抵消,既伤害了公共管理的效度,也抑制了市民公共利益的分享、增进与提升。     

政府错位与地方政府职能重塑

地方政府角色错位是转轨时期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作为中观经济决策者在市场整体构造和资源配置上起主导作用；微观经济领域大量、直接的干预；地方政府企业化。重塑地方政府职能是市场取向型政府职能的定位和建构，其途经包括：（１）理顺地方政府利益关系，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２）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３）培育和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４）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

“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术语，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流变之中。近代以来，洛克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较深刻认识且后者对前者有较大发展。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阐述了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高峰。     

中国地方保护的现状与根源浅析

地方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地方保护是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是地方保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打破地方保护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弊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法治建设，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是最终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物质基础。     

市民社会与再生性政府职能的回归

按照系统论和行政生态论,政府职能包含再生性政府职能的层面。良好的市民社会能够吸纳回归的再生性政府职能。就我国来说,只有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处理好政府与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才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三大力量联动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要依靠市场、政府、社会三种力量。依靠市场的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和谐经济关系；依靠政府的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保证；依靠社会的力量，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共同体走向社会——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研究

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共同体向城市社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悖论而落入到了从农村到社会的断裂，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流动人口通过沉淀完成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而要通过制度改革和法律保护为流动人口市民化创造良好的外在条件；同时流动人口也要主动地提升素质，认同市民角色，重建关系网络，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民国时期武汉政府对菜场的管理——以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互动为视角

在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中,菜场的形成、发展与管理呈现出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图景。在城市化浪潮中,市民日常生活变迁"绑架"了市政当局,迫使政府对民生需求作出顺势回应。现代菜场因民众生活需求和地方精英的参与而出现,并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规约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形象,市政当局在市政建设浪潮中超前规划、有序建设、积极管理菜场,取得了巨大成效。与此同时,市政公权对菜场的管理也有边界和失效之时,民间的自发组织与力量适时地承担起补充和调适的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下层群体的民主意识。市政公权的介入,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他们逐渐作别传统生活样式,拥抱新的生活方式。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的互动成为近代政府管理与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考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府。两千多年来,社会管理一直是县级政府最主要职责,而目前我国县级政府现状还难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思路在于确立县级政府地方自治特征,强化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意识,建立为本地方服务、对本地方负责的责权机制。为此,应深化县级政府体制改革,把县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政府,以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与和谐。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乡国之间:近代云南乡规民约浅析

近代云南的乡规民约带有显著地方特色,虽然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大体遵循与内地乡规民约较为一致的形式,但其内容更多地展现了云南独特的社会生活。依照参加者的身份,可划分为地缘性的乡规民约、行业性及宗族血缘性的乡规民约;依照功能与作用,可划分为以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型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准军事治安型的乡规民约。近代云南乡规民约体现出基层社会秩序的国家化形式日益突出,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整合。近代云南这种"乡国"一体的政治格局彻底地消除了"市民社会"出现的可能性。     

清代社会救济制度初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具有如下特点：贫困不构成道德问题，它基本上不受谴责，甚至有德性的贫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官方救济缺乏法制化基础，不重视救济的经济功能，与农业社会结构相适应。民间机构救济内容的多层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管理方式有一定的近代性；民间救济机构对接受者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要求，主要发挥教化乡里、改善民风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家族保障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救济范围小，再分配功能弱。     

马克思主义政府管理理论对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几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我国的行政体制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政府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必须改革目前我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适度下放权力，赋予地方较大的自主管理权；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廉价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防止公务员脱离群众。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构建路径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市民社会迅速崛起，它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存的制度环境难以适应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存在监管困难、信任困难、资金困难、公众参与困难等问题。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来自于政府的呼吁和扶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和政府表现为同质性。因此，在现阶段，政府主导仍是市民社会构建的主要路径。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从茶园到夜市：随想省会城市的品位与档次——写在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卫生法执法检查后

西宁的茶园和夜市。作为别具一格的饮食消闲之所．越来越受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正在成为夏都西宁的特色景观。茶园和夜市的兴起，反映出生态城镇和人居环境建设初见成效．表现出人们的生活品味与消费层次日益多元。茶园和夜市也因之成为生动体现城市内涵与品位的新型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