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力与魅力：小议武汉人文化品格

文化品格是一定人群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情感、思想方式的风格与气质。武汉人文化品格具有两面性,其斥力与魅力共存——内敛和疏离趋向使武汉人缺失一股张力而生排斥;宽容、重情与求稳心态则让武汉显得包容而有吸引力,斥力与魅力浑然一体,使得武汉和武汉人让人在时厌倦,去时又生怀念之情。如果武汉人致力于自身文化品格斥力的调适和魅力的传扬,武汉将更有吸引力和亲和力,武汉人形象也将更加光辉亮丽。     

城市治理视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时期坚决整饬市容、严厉取缔摊贩,而伤及小民生计;摊贩请愿迅速升级为集体暴动,酿成了轰动性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对摊贩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警察与摊贩之间敌对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激愤性社会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冲突发展的催化者,原本可以妥善处理的摊贩问题变得困难起来。由于政治诉求模糊且无法实现,摊贩的悲惨境遇未能根本改变;以民主、民生做幌子而逆民意而行,国民党统治危机在摊贩风潮中被预演。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摊贩风潮成为中共动员城市底层民众的历史契机。     

论WTO背景下的文化调适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中国已成为WTO的一员 ,但“全球化”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涵盖人们情感、行动和思维方式的文化课题。加入WTO只是中国融入“地球村”的一个良好契机 ,如何成为“地球村”的合格公民 ,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而文化调适是最根本的实现途径 ,这就要求我们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生活、思维方式面对新的环境与态势 ,作出合理的调整 ,以适应“全球化”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     

殊途而同归:先秦儒道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和"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并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先秦儒、道两家政治哲学中都有社会和谐这一重要的思想元素,他们基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立场规划各自的社会和谐蓝图。儒家致力于有为的等级和谐的诉求,道家则主张"无为"而达致社会的和谐有序。虽然儒道两家社会治理方略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是将社会建设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理性,期冀通过社会和谐这一路径,实现国家政治安宁和君王江山永固这一价值理性的目标。     

中外政治文化中的民生关怀

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始，中外政治文化即表达了民生关怀的诉求，主张国家、政府执政要为百姓谋福祉。历经千百年的流变后，中西政治文化在关于政府关怀民生的合理性与姿态选择、实现路径和思想特征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前者视关怀民生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一种恩惠与善意，人治色彩浓厚，不确定性大，呈感性与具化特性；后者视民生关怀为自下而上的仰望，乃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源泉和政府履约的当然选择，被制度化执行，呈理性与抽象之取向。     

长江轮渡与近代武汉市民生活

两江大桥建成以前,长江轮渡是武汉市民往返三镇的交通枢纽和主要工具。过江轮渡便利了近代武汉市民出行,同时又是一个凝结着政治意味和生活意味的公众空间,都市政治风云和社会百态在此延伸。长江轮渡既承载着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又催生了武汉市民众朦胧的公共责任感和改善轮渡运营以利民生的善意,与此同时也呼唤着广泛而真诚的市民认同美德的养成。     

民国时期武汉政府对菜场的管理——以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互动为视角

在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中,菜场的形成、发展与管理呈现出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图景。在城市化浪潮中,市民日常生活变迁"绑架"了市政当局,迫使政府对民生需求作出顺势回应。现代菜场因民众生活需求和地方精英的参与而出现,并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规约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形象,市政当局在市政建设浪潮中超前规划、有序建设、积极管理菜场,取得了巨大成效。与此同时,市政公权对菜场的管理也有边界和失效之时,民间的自发组织与力量适时地承担起补充和调适的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下层群体的民主意识。市政公权的介入,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他们逐渐作别传统生活样式,拥抱新的生活方式。市政公权与市民生活的互动成为近代政府管理与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建国以来的辛亥革命纪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视角

辛亥革命促成民族融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基石,辛亥革命纪念也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辛亥开展“逢十”大庆,纪念形式呈现出常规效力性纪念大会和延长效力标志性纪念品的双重选择;纪念宗旨则是立足历史,照亮现实与未来.建国以来的辛亥纪念以辛亥革命为历史文化载体,力求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1919-1949）

中国城市文化娱乐场所发展到近代已相当普遍和发达，地方政府对其管理十分重视。近代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民国地方政府力图掌握文娱场所产权，以保持政治控制的基础；控制演出时空，以确保游客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审核演出内容，以渗透官方意识形态，营造良好社会风貌；调控从业人员，以加强控制力度，保证优质服务；规范游客言行，以强化公众责任感，培养良好市民风范。地方市政当局极力使大众娱乐规约在官方权力所及范围之内，以达致市民生活与市政公权的“共谋”。     

近世上海市民的理性精神——以《申报》广告为主的考察

作为"东方巴黎"的近代上海,呈现出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磅礴气象,近世上海市民的精神世界也打上了大都市的烙印,呈现出与传统农业社会里重感情、重人伦迥然不同的特征,形成了基于市场货币的理性精神。上海市民精明求实,渴求知识,注重法理,操持功利型价值观,奉行实惠与实用原则;与此同时,为了最大化个人价值的获取,上海人还提倡男女平等,恪守人际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