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误区与修正

作为村民自治典型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担当了村级政府的角色，负责管理所有农村社会事务，但目前农村实际上存有表现形态多样的村民组织，各村民组织设立目的差异必然致使其承担管理相关农村社会事务的职能，所以，实务中赋予村民委员会全面管理农村所有事务的村级政府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不符，应通过由各村民组织全体成员管理各自事务模式予以践行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为对象研究村民自治也就无法有力地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症结。加之，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农村社区试点建设中出现了农村社区职能与村民委员会职能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复的现象，如此，就必须在废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再准确定位践行村民自治的各村民组织适用的法律。需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制以及跨城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作为城乡二元分离产物的村民自治必将成为历史。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新形势下创新社区管理体制的切入点

社会转型期对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形势下,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必须要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以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培育、提高居民的社区意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封闭抑或开放：农村社区化管理中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上相对封闭、单一的农村社区变得更加开放、多元。如何妥善处理社区内不同组织、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融合，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借鉴城市社区先进的管理经验，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进行社区组织体系重构，在传统的“三驾马车”的基础上，设立“新＊＊人管理委员会”、“料村共建理事会”、“新＊＊人党支部”、“＊＊村社区工作站”，旨在借用“四轮驱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合理衔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管理。在社区内部。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给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区融合，提升了村民自治的功能。但是镇海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没有跳出“内外有别”的思维，在“一区两制”的制度设计中，外来人口不能和本地人享受均等的权利，在核心的村委会选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方面仍然被排除在外。     

构建新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之我见

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城市管理工作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基层社会管理由单位体制向社会体制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要求，需要完善社区自治的法律制度、转换政府角色、形成多形态的行政隶属体制、构建新型组织体系。     

"两区"共建：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新型农村社区与经济园区共建（以下简称“两区共建”）即在建设农村新社区的同时，也规划配套经济园区，统筹安排社区化条件下的农民生产和生活。它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顺利实施，是以农村特色经济园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步转变、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农民居民化”三位一体的有效尝试。从农业产业化角度看，“两区共建”也有利于扩大土地集约化经营范围，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创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建设高效现代化农业区。     

“道路通向城市”：村落社区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及其前景

村落社区化的一个显著表征是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要素的重新积聚与集中,这已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区建设,其主要目标在于：在一个个业已或正在陌生化和流动化的乡村聚居空间内重建一个国家便于治理的＂共同体＂。在村落或村庄背景中生长发育成熟的＂村民自治＂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因子＂会随着新农村建设带入到农村社区这一新的场景之中,必然会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生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建构和村民自治这样一种上下联动的治理机制会在农村社区建设这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交汇、孕育和生长。社区治理并不是对村民自治的否定和替代,而是村民自治在其＂边际上的创新＂,其本质仍然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民主化整合。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更好衔接互动,有利于增强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成效显著,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新形势下必须加大农村社区建设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建设能力;创新农村社区自治机制,实现行政管理与村居民自治有效衔接;制定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创建特色生态文明示范社区;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投入机制,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建设。     

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但综观全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的现状,大多处于初级的经验型层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科学的组织管理理念出发,构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使城市社区组织管理逐步由行政管理体制向法制保障下的社区居民自治体制转变,并且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

在研究影响村民自治的社会因素时，不少论者讨论了农村家庭势力的负面影响。笔者通过对山东省潍坊市几个农村社区所做的典型调查，对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作一点分析。一、土地承包制与工具性家族势力的出现１９７８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家庭经济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家族意识有被认同和回归的趋势。新兴的家族势力还有着新的社会条件。第一，农村家庭的“简缩”趋势日益加强，核心的比重越来越高，老人权威日渐消失。第二，土地承包后，农村社区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农民创办企业、外出打工和经商，扩大了农民与外部世界的信息…     

活力与纠纷：土地流动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以博兴县F村为例

土地流动作为激发农村社会活力的主要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但在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和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村民自治的落实不到位，违背农民意愿和存在矛盾隐患的土地流转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安定与和谐。本文在对F村土地流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落实村民自治与改革农村制度，是实现农村社会活力和农村社会稳定动态统一的先决条件。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社区实践——以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为例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依据自身特点,主动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深化创新了以组织建设细胞化、自治管理民主化、社区服务人本化的"三化合一"的居民自治管理新模式;强化社区综管站建设,推行社会服务网格化管理机制;实施"三大工程",夯实创新基础,实现了院落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居民的满意率和幸福指数大大提升。其中,实行居行分设,为社区松绑;推行院落居民自治和规范院落民主管理是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社区建设进山村 和谐新风暖人心——印江农村社区试点建设实践与思考

印江县在板溪镇上洞村和新寨乡大云村开展了农村建社区的试点工作,实现了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村民自治,这一实践活动是农村管理的积极探索。     

村民自治与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

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是消弭村民自治进程中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矛盾、推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到实处和加强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根本解决办法。村级党组织功能转换的内容 ,就是要把直接管理生产和全面干预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转变为以农村“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     

村民自治与建设和谐新农村

推行村民自治，是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和保障。村民自治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我国农村村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政治架构，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前提，村民广泛参与能够谋求各方利益的均衡性，避免矛盾冲突，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从而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小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创新的探索

社区服务与管理创新的目标是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社区居民逐步实现自治。政府的作用应当逐步转变为宏观调控，依靠法律规范社区管理，引导社区自治能力不断提升；加大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培育，逐渐形成协同治理。本文在分析江西省鹰潭市月湖社区管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服务与管理创新的思考。     

村治模式的新动向:农村社区自治的孕育与产生——基于对湖北省若干地区的考察

近几年来,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变迁。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于村民自治社区单元的具有生活共同体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各地在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基础上开始了自治实践探索,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这种自治模式打破了村治人员身份边界、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权关系束缚,容纳了多元身份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身份主体,多元经济组织形式及经济结构,契合了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的要求,代表了当前村治模式的新动向。     

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青岛三个治理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现代社区较之过去以居民为主体的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现出五个方面新变化。一是居民主体呈现多元化;二是社区结构呈现多元化;三是居民需求呈现多元化;四是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五是治理途径呈现多元化。随着时代发展,社区管理与服务还能完全适应新变化,暴露了传统社区的局限性。青岛市海琴社区、登北社区、馨园社区在破解社区参与不足、服务缺位和治理薄弱等问题过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些探索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建设主体是向现代社区建设转型的重要条件;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延伸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关键环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四位一体推进,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有力支撑;健全社区网格化管理、多元化服务、社会化参与三个机制,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必然要求;抓好"五类服务"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利用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展社会领域统战工作的思考

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创新浦东新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把性质相同、业务相近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进一步形成合力，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是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团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在新时期下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积极探索和有力推进。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有利于促进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