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结盟政策的演变.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层次分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跨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逐渐兴起,且主要围绕两种模式展开.一种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自变量)与国家行为(因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种则强调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这两种跨层次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仍面临着诸多困境,跨层次研究仍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跨层次理论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建构主义理论的发育机理与逻辑展开——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述评

温特从社会文化视角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以社会结构为工具,强调观念分配,重视行为体的实践互动,关注国际体系文化的可变性与国际社会进化的可能性,其学术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研究框架,重新设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话语。但是由于存在理论缺陷,它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作为官僚机构的国际组织——评《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之一.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却是相对欠缺的,因为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围绕着国家和国家行为的,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往往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技术革新与国际体系变迁

国际体系指在一定结构中体系构成单位通过互动构建的共同体,国际体系并非亘古不变,而技术革新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革新构建新行为体并重新分配了不同类型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尤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功不可没;技术革新提供了行为体之间互动的能力,刺激了行为体强化互动的动机;技术革新改变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进而塑造国际结构。     

试论建构主义的结构观

建构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理论流派。它强调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 ,认为文化建构权力。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能动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观念结构建构能动者的身份 ,能动者的互动导致观念结构的形成。观念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能动者的互动可以改变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结构 ,它可以与三种不同的文化相兼容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尽管建构主义存在一些缺陷 ,但是它增进了人们对国家关系的认识和了解 ,扩展了国际关系的视野 ,应当引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重视。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后现代全球混合政体理论中国家角色的探析

传统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导,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在探讨国际结构时,采取多元主义视角,重读了全球体系,认为民族国家已不是国际舞台的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其他行为体如跨国市场经济、普遍利益集团等也在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全球混合政体理论打破了国家中心观,但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影响。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行为体可以用共同文化观念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运用,并必然对国际体系和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方法初探

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个体主义、政治精英与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人格化的视角观察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行为、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成为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现代意义上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研究十分注重个体的认知能力,强调政治领袖和决策精英的外交理念、才能、素质以及外交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应变能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特殊作用.因此,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进一步理解政治精英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可以归为国内特性、行为主义和体系制约三个主要层面。国内特性的研究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意识形态和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尤其是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行为主义的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行为入手,试图揭示外交辞令背后中国真正的外交政策。体系制约的研究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国际体系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约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这三种视角都存在相应的弱点,不能较为系统地解释较长时期内的中国外交政策,更不可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外交政策理论。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能够把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家层次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属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产生了不仅注重批判,更加注重建设的建构主义理论。应用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建构主义的特色,这种以理解具体行动意义为目的的阐释学方法不同于美国建构主义对行为的实证研究。沟通行动的应用研究解决了结构与行为体互构机制的难题,避免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中的结构偏向,使行为体的施动性重回研究视野,奠定了规范内化的微观基础,从而回归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国际文化的制度化,国际制度的合法化以及国家的社会化都离不开国家间的沟通行动。另外,国际关系中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存在也使得国家间沟通行动成为可能。但是,虽然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科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但是对于国际体系中的突现现象,仍无法予以有力的解释,这也显示了沟通行动理论应用研究的局限性。     

文化特质、角色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认知世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一国对固有和关系身份的认知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起点和通道,内在地影响着一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观的认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基于“和合”文化特质的固有身份认知,还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联系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角色认知。文化特质与角色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分别影响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影响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对外政策分析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对外政策分析就是以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或对外政策行为作为研究的中心,将一般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别外交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宏观理论指导对具体外交政策的研究,将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同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本书既是教材,也是专论,既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也研究外交     

新自由制度主义之下的国际体系现状与前景

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是强调国际体系中“合作”要素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今国际体系，主要有行为体的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互动模式的多种并存和国际机制的不断变化发展四个特点。关于国际体系的前景，预计会在现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体现为新的国际体系的缓慢形成，地区主义与区域化合作继续加深，更广泛议题的合作，以及和平仍然是国际发展的主题这四个方面。     

国际冲突的要素与宏观层次分析

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导致国际冲突的宏观因素是冲突产生的国际系统因素，是指在结构方面影响、制约国家行为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影响国际关系行为体态度取向和行为倾向的社会环境，客观因素包括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资源稀缺性，主观因素包括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信任稀缺。     

试论国家行为体的沟通能力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假定国家行为体是理性人或者社会人,其行为分别遵循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沟通能力的假定则力图融合两种行为逻辑,以更好地理解行为体的互动.由于理性主义所假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研究设计,行为体在互动中的沟通能力被忽略.带有结构偏向的建构主义研究忽视行为体的施动性,假定行为体的适当性逻辑,也回避了行为体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回归研究视野将为国际合作研究开辟空间,也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丰富了建构主义互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