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角色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议程

近十余年来,角色理论出现系统性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重要增长点。角色概念起源于舞台剧,后进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外交政策分析。冷战后,角色理论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符号互动主义的转向,逐步形成以角色为内核,以角色观念、角色预期、角色扮演为主要概念,以角色变化与社会化、角色冲突与战略决策、角色调整与体系演变等为主要议程,跨越安全研究、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国际秩序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复合理论体系。角色理论的大发展得益于它将行为体—结构的有效关联与互动置于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借助戏剧化隐喻,角色理论探究国际国内情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角色观念、进而影响外交政策的,以及国家角色观念、国际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是如何在互动实践中相互塑造和演变的。角色理论兼容物质与观念因素,聚焦特定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互动,进行跨层次和跨维度分析,为理解不确定世界中复杂多元的国际进程提供了有力工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有望成为未来该理论的重要增长高地。     

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

单极国际格局使均势理论的核心议题发生转变，即由一种传统上研究均势状态的国际政治理论，转向一种研究制衡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本文旨在考察围绕制衡行为展开的学术讨论，梳理并评析竞争性的理论解释。从既有研究侧重的角度来看，有关制衡行为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制衡行为生成，权力制衡论、威胁制衡论和利益制衡论分别为三种代表性理论；其二是研究制衡行为缺位，分别有权力差距、集体行动、国内政治、规范和认同论等解释。总体看来，对于这一普遍现象，大多数研究路径给出了特定性解释。尽管对特定案例的解释有助于理解普遍现象，但是，只有找到具有普遍性的变量和因果关系，才能发展出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这些学术争论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走向。为此,有必要尝试更新分析框架,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分析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安全等级视角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有关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困惑。     

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信任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理性选择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两大路径提供了信任生成和变化的不同解释,但尚未有较为成熟的国际信任的文化理论解释.文化与国际信任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的议题,即作为影响因素和背景的文化如何影响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作为文化变量和理论的信任的特性是什么.借鉴中国社会心理学关于文化信任的研究,本文提供0种国际信任的文化模式,探讨同质性、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三种影响变量如何产生身份性信任和交往性信任.冷战后中日和中国—东盟国际信任的生成过程表明,国际信任的形成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过程.其中,由于关系基础未得以改善,中日始终受困于先赋性不信任,而中国—东盟之间的国际信任发展较为迅速,但仍倾向于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文化与国际信任研究揭示的是国际信任的社会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中国对外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俄罗斯外交政策

建构主义理论从无政府结构分析入手，确立了社会实践在建构国际体系进程中的地位，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规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回归，创立了以观念和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社会结构理论。这种理论为研究俄罗斯所处的国际体系特征以及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对于研究俄罗斯外交转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功能。     

新书架（五）

赖洪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体制、领导人、政策重点和过程》。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版。 Hongyi Lai,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 Regimes, Leadership, Priorities and Process, Routledge , 2010.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理解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变得尤为重要。本书认为，从毛泽东时代后期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国内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15年的人世谈判、石油外交等主要案例，也充分说明中国外交政策是如何受到其维护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和他们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及处理外交事务技巧的影响的。     

外交决策理论探析

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着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多方位的视角,从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方面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