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

正义与发展党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背景,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就该党性质而论不属于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执政以来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以"民主保守党"自居,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在不改变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习俗,强调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间的较量复杂多变又决定了这种民主模式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影响土耳其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土耳其有四大政治文化遗产,即传统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治遗产、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凯末尔主义遗产和多党民主政治遗产.它们都在现代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中起独特作用.作为一个创造了悠久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而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现象,正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当代社会现实相互冲撞和冲突的产物.     

试论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以土耳其1980年政变为例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各届政府无力应对,最终导致军队干预.稳定国内局势成为政变后军方的首要任务,构建新的权力架构是政变的逻辑延伸.1982年宪法是文官政治恢复的重要标志,翌年全国大选则是恢复文官政治的实质性步骤.恢复文官政治使土耳其政变获得了异于南美洲国家军事独裁的特征.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旨在维护自身利益,其客观后果则是民主事业的"归位".1980年政变并非土耳其民主发展的悲剧,而是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不是民主发展遇到的挫折,而是民主发展模式的调整.     

主题讨论:中东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观察与思考

素被称为"三洲五海"之地的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最初发祥地之一,不仅诞生过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文明,还孕育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这片拥有丰富文化土壤上建立起的中东诸国,受本土历史文化及其他东西方外力影响,逐渐形成中东各国的政治文化气质,包括政治伊斯兰、威权政治、宗族政治、军人政治、多党民主政治等等。然而,当下的中东社会,正处于转型之特殊时期,是各种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合法性与政治转型——论韩国权威政治

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强弱与转型。韩国自60年代建立权威政府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因此，它的建立与运作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随着权威统治合法性的逐渐弱化，政治转型便提到日程上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的军人权威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与过渡，到90年代就开始巩固其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而这种政治转型是从权威主义政体内部演变出来的一种民主化。     

“伊斯兰国”的兴起与极端主义在中东的扩张

"伊斯兰国"给中东带来的乱局是当前该地区政治伊斯兰主义发展的突出写照,宗教极端主义必然混迹其中。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新一轮空中军事打击行动,但囿于自身利益以及有关国家政局动荡,未必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还将延续。未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变迁大体可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过往的政治发展中找寻演变规律。     

全球化背景与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

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源于3个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非熟练工人。虽然他们支持伊斯兰主义的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但由于受全球化的推动,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不满,都反对凯末尔主义,并通过伊斯兰教的认同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从而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加强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吸引这些对政府不满的社会阶层而扩大了自己的基础。     

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

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的主旨,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国家控制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但这场精英主义运动没有抵达边缘,也没有接近民众.土耳其具有中心-边缘、国家与宗教双重二元结构,也具有作为边疆国家的特殊性与对欧洲和伊斯兰的双重身份认同,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极为复杂.伊斯兰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主要和内在属性,欧洲性是土耳其的次要和外在属性.把伊斯兰定性为土耳其的内在属性,就可以理解和解释边缘的强大,世俗主义改革的受挫与历经数代人强力的世俗化后,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崛起.     

土耳其新总统阿卜杜拉·居尔

2007年8月28日，尽管饱受争议、一波三折，阿卜杜拉·居尔终于在第三轮总统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的议会席位而成为土耳其世俗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总统。虽然根据土耳其宪法，总统仅仅拥有签署法律以及否决法案的象征性权力，但被视为土耳其世俗主义堡垒的总统职位一旦被伊斯兰主义者攻破，从而实现正义与发展党对总统、议会和政府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共和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蓬托菲霍体系下委内瑞拉的文官控制

"政治化—职业主义"是民主政体下文武关系类型的基本分析框架。军队政治化意味着军队权力范围的扩大与干政能力的增强,职业化则意味着军队专注于内部事务,意味着文官控制的稳固。文官控制的稳固对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延续意义重大。蓬托菲霍时期委内瑞拉的文官控制以"分权制衡"为核心,通过政府法令、宪法以及多部武装力量组织法,弱化作为武装力量体系内军令和军政中枢机构的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加强总统权威,确立了一种武装力量内部的分权制衡机制。此外,作为对一系列文武关系制度建构的补充,历届蓬托菲霍政府还利用物质安抚、民主价值灌输、监视、严惩军事叛乱行为等非制度化的策略来加强文官控制。蓬托菲霍时期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文武关系制度建构以及非制度化的文官控制策略对推动军队职业化、限制其权力范围、预防军人干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蓬托菲霍时期委内瑞拉民主政治稳定与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关键节点下缅甸军方政治选择动因的分析

在当代缅甸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军方的政治选择往往是决定缅甸今后政治发展走向的关键。不理解军方在关键节点下做出政治选择的原因就无法理解缅甸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对缅甸独立以来七次关键节点军方政治选择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决定军方政治选择的关键变量是军人核心利益与文官力量。影响军方政治选择的行动逻辑有两个,首先军队要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其次军队要考虑文官力量的强弱,文官力量影响着军方政治行为的方式与规模。即便近年来缅甸民主化进程加速,军人核心利益与文官力量的分析框架仍然适用于对缅甸军人政治行为和缅甸政治发展的分析。     

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

土耳其繁荣党和正发党是明显亲伊斯兰的政党,但两党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意见相左.繁荣党有明显的政治宗教化倾向,正发党则坚持温和世俗主义基础上的政教分离原则;繁荣党在政治上实行专断,正发党则提倡民主宽容;繁荣党否认西方文化,反对欧盟,正发党则肯定欧盟的进步价值,在土耳其争取加入欧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繁荣党未能改变土耳其经济的总体形势,正发党则引导土耳其经济摆脱危机,实行健康发展.上述差异是促使繁荣党被取缔和正发党连续执政的决定性因素,并可能对未来的土耳其政教关系和中东原教旨主义思潮产生积极影响.     

解析土耳其骚乱频发的原因及其影响

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土耳其一度表现得风生水起。土耳其政要支持民主运动的外交姿态及其民主体制,促使该国力图扮演中东民主化变革的旗手角色。但近期以来,土耳其多次发生针对"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政府的结社抗议活动,以至于让世人惊觉土耳其似乎也要遭遇"阿拉伯之春"。本文从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土耳其国内宗教和世俗两派势力博弈对土耳其政治局势走向的影响。     

土耳其新总统阿卜杜拉·居尔

2007年8月28日，尽管饱受争议、一波三折，阿卜杜拉·居尔终于在第三轮总统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的议会席位而成为土耳其世俗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总统。虽然根据土耳其宪法，总统仅仅拥有签署法律以及否决法案的象征性权力，但被视为土耳其世俗主义堡垒的总统职位一旦被伊斯兰主义者攻破，从而实现正义与发展党对总统、议会和政府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土耳其共和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美国与伊斯兰政治:文化还是利益冲突》

《美国与伊斯兰政治:文化还是利益冲突》,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法瓦兹·W·格杰斯,毕业于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曾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萨拉·劳伦斯大学从事国际事务和中东研究,著有《超级大国与中东:地区和国际政治》、《伊斯兰主义与西方:空想论与现实主义》等书。本书介绍了美精英阶层对伊斯兰政治的两种看法,论述了影响美对伊斯兰主义政策的各种因素,并着重分析了各届政府的应对政策。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

伊斯兰并非天生具有政治属性.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是政治人将伊斯兰进行政治化加工的产物,即通过重新解释部分教义、发明传统等方法,把特定政治主张包装成宗教责任,进而把民众的宗教热情引入政治轨道.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话语兼具宗教和政治色彩,内容包括"真正信仰"、沙里亚或伊斯兰国家、乌玛3个层面,其核心目标指向政治权力.作为载体,政治伊斯兰运动是具体的、多样的.学界对政治伊斯兰成因机制的分析框架大体分为文化本质主义模式、结构-制度模式、认同-安全模式、代理人模式等几大类.政治化是理解政治伊斯兰现象的关键.政治化对伊斯兰自身发展的深远影响值得广泛关注.     

泰国民主政治的悲哀与出路

2014年5月22日,泰国军队宣布政变,结束了持续半年多的泰国政治危机.泰国自开启宪政民主以来的几十年里,数次通过军人政变结束政治危机和社会乱象,这不能不说是泰国民主政治的悲哀.泰国的政治历史证明,模仿西方民主或是长期军人独裁的老路都是行不通的,今后的出路何在？笔者认为,或许是在权威主义民主制度下,有一个具有国家现代化发展导向的强势权威政府,把国家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国家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党派利益,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治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