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以凯末尔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为指导思想，利用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独立性、平衡性、多样性的特点，外交策略显现出“由西转东”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东剧变之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极为活跃，积极与变革后的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土渴望与以往所忽视的东方国家改善并发展关系。但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

战略深度主义是近年来活跃于土耳其外交舞台的新外交思想，其以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地缘战略深度为基础，主张对此前土耳其不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修正，并扩大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土耳其外交的“人道主义”取向北大核心

土耳其外交在新世纪不断调整,2016年以来推行"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取代了之前的"零问题睦邻"外交和"宝贵孤独"外交。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主要的试验田是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地区,其重要工具包括军事干涉、人道主义援助、高层交往和贸易关系等。土耳其的新外交基于对区域局势和土耳其自身遗产的新认知,体现了其外交哲学的革命性变化和对变化局势的创造性应对。它摈弃了防御性特征,潜藏着众多风险。其实践行动牵扯到多个行为体,触动了多方的根本性利益,国际社会对其褒贬不一,其未来前景尚需持续观察。     

土耳其外交策略新特点及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耳其深度介入以叙利亚问题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战略博弈。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演进,冒进的外交策略让土耳其疲于应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库尔德、难民、反恐等一系列国内外问题接踵而至,叠加共振。与此同时,近两年土耳其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基于此,在"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开始大幅调整外交策略,并表现出"向东看"的趋势。土耳其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表现出对中国与亚太的浓厚兴趣。历史上,中土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目前,两国又同为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也使土耳其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地缘战略优势,而中土合作也表现出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安全层面延伸的趋势。     

非传统外交:当代外交理论的新维度

外交是一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中外学者均将外交与对外政策等概念等同起来,严重影响了对外交的学术解释。事实上,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执行国家使命的代表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外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新情境,推动现代外交发生结构转型。主导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职业外交范式正在向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并重的范式转型。政府垄断外交的格局被打破,媒体、企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宗教等成为外交圈中影响巨大的行为体。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非传统外交还缺乏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理论界内部的学科分化严重制约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中国外交学界应重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将非传统外交作为当代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大力推进非传统外交。     

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在1971年建立外交关系,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冷战的背景下,中土关系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2010年10月,中国和土耳其宣布正式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并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地区大国,中国和土耳其双方均着眼于未来,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各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相称的作用。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凸显。随着中东和中亚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上升,土耳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     

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俄安全合作的新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已越来越有超越传统安全之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中俄两国同时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目前,两国尤其应从战略高度加大政治和外交资源投入,积极应对迅速增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共同寻求建立应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有效机制.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定进展,今后的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与前景.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     

“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

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地区互为近邻,紧密关联。土耳其长期奉行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已严重制约土耳其与该地区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损害了其国家利益。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为凸显其地跨欧亚地区大国的独特作用,积极推行外交新思维和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西巴尔干地区是欧洲多事之区,成为土耳其外交出击的主要方向之一,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鉴于西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美欧的掣肘,土耳其在该地区只能起到敲边鼓和主要配合美欧战略的作用。     

“莫迪主义”与中印关系的未来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以来,外交活跃进取,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莫迪主义"。"莫迪主义"是新形势下印度大国崛起的战略,植根于印度传统战略文化,具有浓郁的实用主义色彩。"莫迪主义"坚持"印度优先"理念,力图发挥地缘政治优势,助推印度发展崛起。三年多来,莫迪政府外交成绩不少,但挑战也很多。当前,中印关系总体稳定向好但复杂因素明显增多。中印应坚持积极看待对方发展,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妥善处理矛盾竞争,在共同发展中实现民族复兴。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土耳其在美国欧亚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土耳其地处欧亚要冲,是对中亚和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同时也是美国欧亚战略中的重要棋子."9.11"事件后,土在外交、军事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在美反恐行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土美双方在安全、政治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分歧.     

非政府组织及其非传统外交效应

本文意在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在外交中的主体角色和策略行为的分析,来揭示其在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中的政治效应。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非传统外交中的行为主体无法用"公众"一词来表达,非政府组织作为组织化的"公众"给国家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塑造和权威竞争上的压力;同时非政府组织还给国家政府的形象和价值追求塑造了评判标准;非政府组织的"逆外交"活动也使其在与国家政府的博弈中扮演权威和价值理念的主导者、灌输者和塑造者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在非传统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可分为三类:受国家政府委托或与政府有紧密联系,承担政府公共外交职能和任务;政治联盟或者伙伴,乃至是雇佣关系;跨国治理、跨国倡议或动员网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作用带来了重要的政治效应:即酝酿着新型权力政治、"逆外交"政治、社会中心政治的呈现,并推动国家政治向非国家政治演进。     

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政府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新思维指导外交政策,并调整自身战略定位,推行东西并重的强国战略,积极开展睦邻外交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既有的土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土耳其外交政策新思维顺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土耳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体现了正义发展党维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同时也是土耳其领导人对自身多元文化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土耳其外交的新思维,对地区国家的发展方向、地区局势的稳定及地区力量平衡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囿于土耳其自身实力,其影响和政策效果有限。     

“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

2011年"中东波"以来,土耳其突破"零问题外交"政策,积极介入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推行更加"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这一系列调整是由中东格局结构性变化的外部动力、土耳其推销"土耳其模式"的内在冲动,以及土耳其政治家对时局的独特解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远看,这种外交调整收益与风险并存。     

“印太”战略的决定因素、发展趋向及中国应对

"印太"战略作为一个尚处于形成演进阶段的不成熟战略,加深对其认识理解极其关键。从相关不同行为体的各自角度看,"印太"战略具有不同的意涵与目标。决定其交集形成部分大小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是安全困境和经贸合作这两大变量。各相关行为体面临的安全困境问题愈突出,其指向对象愈集中,则战略共识愈易建立,"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愈大,反之则反是。与此同时,各相关行为体经贸合作愈密切,则"印太"战略愈益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印太"战略对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愈小,反之则反是。未来"印太"战略能否成为影响地区格局的根本性因素,"印太"战略能否令美国亚太联盟战略得到强化和新生,应取决于域内主要行为体的政策选择与外交互动结果。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

自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中东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土耳其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出现了裂痕。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新中东政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是对此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的修正,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土耳其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