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拓展

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新儒学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德性儒学当作现代新儒学,其实那只是狭义的.应该把它的研究框架加以拓展,从而形成广义现代新儒学,即以梁漱溟新孔学为总论,分为四个板块:德性儒学、政治儒学、心灵儒学、实学.在这个"一总四分"的新框架中,后三者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七十多年思想交锋的轨迹

七十多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还是在思想逻辑的建构上都表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迥然不同的理论趋向。现代新儒学在如何构建新文化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基本立足点却是“文化决定论”和抽象人性论，这使它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使自己最终陷入了理论困境。     

守正与创新：新儒学的嬗变及其困境

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嬗变。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我们不能忽视它所面临的四大困境,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现代性的碰撞,与大众文化的剥离以及新儒学内部的分歧。“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正方能创新,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守护自己的传统,在守正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儒学: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

儒学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形态的传统知识体系 ,内藏着许多推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资源。儒学的性善论可以为慈善行为提供自然人性基础 ,它充分展现了人的慈善之举的人文内涵和内在潜质。儒学所弘扬的仁爱思想讲究亲情伦理 ,讲求“有差等的爱” ,这不如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 ,更有利于善行的生成 ,但它毕竟为慈善事业创设了血缘基础和伦理根基。儒家所推崇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 (实为同情之心 )是引发人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而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则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政治保障。为了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必须“返本开新” ,从儒学传统中寻找生存智慧和动力资源。     

浅析新儒学的法律观及对律学的影响

两汉基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的个人才智和个性以及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确立了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该思想以其独特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理论原则影响着中国封建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状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儒学在新时期的定位、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刘述先对儒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刘述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极其精湛、深邃的研究。他对儒家传统的历史回顾、对当代儒学的宏观审视、对儒学宗教意蕴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揭橥了儒学的内在特质，深化了人们对儒学的理性认知。刘述先之论，对我们当前考量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吴有参考价值。     

儒学命运的历史观察和现实瞻视

针对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的“帮凶”、或者儒家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拖后腿”的、或者儒家思想是一种“过时”的思想这三方面错误或狭隘的说法，应该从儒学发展史以及历史上的儒学与时政之关系的角度进行辩说和澄清，对儒学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前景应作明确的定位。     

北宋新儒学与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修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今天，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宋新儒学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当时影响深远，对士人的塑造起了明显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天下观、修身以及为政等思想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注重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方面有所借鉴，对新时代干部道德修养建设有所裨益。     

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

在探讨“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新思维。作者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性。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反思

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现代性成为当代哲学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思想,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闽台儒学源流概论

闽台儒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宋代,朱熹集理学大成,创立闽学。明末清初,郑成功把东林、浙东注重民族大义、经世致用的儒学带到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积极提倡有利于安定社会、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闽学,压制明郑时期儒学。因此,在闽台儒学的传承中形成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儒学传统。鸦片战争后,台湾的两种儒学思想合流,而郑成功的儒学思想成为主流,在反抗外国侵略和日本占据台湾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儒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价值之我见

讨论儒学的实质和核心价值,必须联系儒学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人成其为人、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的问题。“仁”与“礼”是儒学全部价值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范畴,它为解决儒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想而可行的路径和答案。处在社会全面转型阶段,需要从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文化资源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和根脉,尤其需要运用儒家的超越性思维,破解前进道路上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挑战。     

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经失去也应该失去“国家哲学”的地位，发挥不了也不应该发挥“兴邦治国”的指导作用。不过，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并非没有任何地位，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儒学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占据“主席”之位，但能够也应该处于“宾席”之位；不可能也不应该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但却能够也应该起辅助性的“帮补”作用     

贺麟儒学复兴的哲学批判创造审视

贺麟诉诸儒学复兴提出的“新心学”,由于缺乏哲学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难以建构既非儒学也非西学的中国式现代哲学：一是通过西方现代认识论哲学修补儒家心学进行儒学创新，是依附中西方哲学观念的学术拼凑融汇思维，所以不能展开对儒家心、理、仁、道哲学和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双重哲学批判改造。二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窄化认知使其看不到中国尊重生命的个体哲学所隐含的现代性内容，故其“新心学”不能揭示儒家心学和西方逻辑理性均难以面对的中国个体生命和文化被儒家伦理异化之问题。三是对中国文化复兴即儒学文化复兴的错位认知，看不到中国文化繁荣时期均是不同文化的对等互动和远古生命神力之创造力的民间张扬，因此以儒家文化复兴带动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实践难免失败。     

儒学复兴对家庭与性别观念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论是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在民间、市场中,都出现了儒学的蓬勃回归现象.以"当代大陆新儒家"为代表的儒学学术流派和以名媛学堂等为代表的参与儒学复兴的市场行为,无疑都对当代家庭和性别方面的观念有着深刻影响.当下的学术和市场这两种力量,都不约而同地将儒家传统的性别和家庭观念进行神话、本质化,不但缺乏批判意识,而且在当代中国继承并发展着传统中国儒学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性别分配.当然,在儒学复兴的潮流中,也有相关的制衡力量对上述偏离的倾向进行了矫正.     

"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召开

2007年11月23日至2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协办的“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在西子湖畔召开。这次论坛的宗旨，是跳出中国／西方、激进／保守、文化／文明、传统／现代等僵化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创新如何可能”的问题引导之下，重新审视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主要议题包括什么是儒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儒学能否直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上海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共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人参加,提交论文31篇,会议就“儒学、儒教与宗教学”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一、对儒家思想的几个重要概念从学理上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立场,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认为儒家思想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一种创新。南京大学的赖永海教授对儒家的“天”及其宗教性进行了阐释。赖教授指出,了解天,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一…     

儒学之“仁”及其对和谐文化建设之意义探讨

本文认为“仁”为儒学之核心。首先就“仁”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可归纳为“成己”之学、“爱人”之学与“爱物”之学；其后着重探讨了儒学之“仁”对今日和谐文化建设之现代意义，指出“仁”有助于在社会上广泛倡导和谐理念；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有助于全社会自觉养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论儒学在东亚工业化中的文化效应与调整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支持，它在东亚工业化中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是：“仁爱”、“贵和”的道德观为其营造了良好的人际环境；进取有为的入世观、重俭抑奢的消费观、廉洁勤政的民本观为其提供了经营哲学；重教尚贤的教育观为其实现精英治国治企提供了人才资源。但儒学作为精华与糟粕的混生体，它具有宗法性、等级性、封闭性等先天不足。今后，它只有重新调整自己，向着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科学与民主逼近，方可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