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互动关系简析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互动关系简析李毅一、现代化的挑战与中国现代三大哲学思潮的格局新中国诞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应该看到，我们在由对人的革命到“向自然开战”之经济建设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     

"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召开

2007年11月23日至26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协办的“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高层论坛在西子湖畔召开。这次论坛的宗旨，是跳出中国／西方、激进／保守、文化／文明、传统／现代等僵化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创新如何可能”的问题引导之下，重新审视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出路。主要议题包括什么是儒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儒学能否直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论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的地位

人民法院在宪法的适用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和职权。尽管“宪法司法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并不意味着宪法适用就完全与司法机关无关，人民法院适用宪法也并不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作为有最高效力的法，必然要被适用。中国的现行制度并没有完全否定人民法院的宪法适用职权，再加上社会实际的需要，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道路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要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宪法诉讼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关于弘扬和光大儒学的几点思考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基础.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其具体内容体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儒学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儒学的实用性和局限性、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等问题,是当代中国弘扬和光大儒学的主要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儒学: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

儒学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形态的传统知识体系 ,内藏着许多推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资源。儒学的性善论可以为慈善行为提供自然人性基础 ,它充分展现了人的慈善之举的人文内涵和内在潜质。儒学所弘扬的仁爱思想讲究亲情伦理 ,讲求“有差等的爱” ,这不如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 ,更有利于善行的生成 ,但它毕竟为慈善事业创设了血缘基础和伦理根基。儒家所推崇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 (实为同情之心 )是引发人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等行善举动的心理根由。而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则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政治保障。为了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必须“返本开新” ,从儒学传统中寻找生存智慧和动力资源。     

儒学命运的历史观察和现实瞻视

针对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的“帮凶”、或者儒家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拖后腿”的、或者儒家思想是一种“过时”的思想这三方面错误或狭隘的说法，应该从儒学发展史以及历史上的儒学与时政之关系的角度进行辩说和澄清，对儒学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前景应作明确的定位。     

海外青年儒学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双轮外溢驱动"理论指导下的培养

当今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其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传承民族文化,重树民族自信心的重点之一在于儒学振兴与传播。海外儒学传播工作则是振兴儒学、扩大其影响力的题中之义,培养海外青年儒学传播人才则就是为了儒学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发展。为了实现当代儒学的这两个发展,可以借鉴经济学的术语"双轮外溢驱动"理论来进行论述,从而寻找到一条契合中国当代儒学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启示——以黔东南民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但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手段落后以及基层干部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民族地区应该建立素质优良的基层队伍，营造通俗易懂的文化氛围，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体系。     

古代"以民为本"思想及现实意义探析

儒学理论家和遵循儒学的实践家,大都将民本理念作为治国的一条主线.尽管在实践中,民本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是,这种思想本身,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个清醒的统治者,都应该懂得,一个政权的获得,首先要合民意;其巩固,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更是要得乎民心,顺乎民意.失去民心,违背民意,必定是要垮台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民众百姓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和关键作用.这便是从儒学民本或人本思想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见危不救犯罪化之合理性质疑

“见危不救”的含义应当被限定在一个恰当范围内。只有不负特定救助职责或义务的人在能够救助、且救助行为不会给自己或者第三人造成危险的情况下的不予救助行为，才是应该讨论的对象。见危不救应否犯罪化的实质，是一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外国刑法中虽有对“见危不救”科处刑罚的例证，但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不仅有道德根基不稳之虞，也违背动用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对其科处刑罚不可能有效遏制此类行为的继续发生或蔓延。     

关于审判独立问题的探讨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审判权及其行使是否应该独立，怎样实现独立，实现什么样的独立，该文就这一问题结合审判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审判应当独立，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独立。实践中制约审判独立实现的主要问题在于，民众“人治”观念的不改变和“法治”观念的不确立、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司法体制的不适应性等。要保证审判的独立的实现，必须改变民众“人治”观念，树立起民众的“法治”观念；从立法和理论上确立审判的独立地位，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社会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巨变以及付出了太多沉重的代价之后，当代中国正在逐步走上法治的轨道，中国人也正在逐步地适应法律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于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正当化方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包括中国法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必须认真反思构成中国学术的知识脉络，因为这是当代中国人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法哲学作为中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批判性与范导性的思想，应该起着引领性的作用，在当下，这种引领性作用表现在对当代中国法学思想进行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建构起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法哲学。所谓“新道统论”正是作者试图建构的一种法哲学。     

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顶梁柱”作用

正什么是顶梁柱呢?顶梁柱原指建筑结构中起支撑房梁作用的柱子。一般是指生活中指起非常重要作用的人或事物,比喻起主要作用的骨干力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最具标志性历史性意义的成果,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顶梁柱”作用的重要体现。任何政党任何时候都要拥有自己的领导核心。从管理学基本原理看,世界上任何政党的组织规律都应该具有效力+功能(目标)+代表性三个特     

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份量最大,并对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含有其它成分,如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等,然而都未能属于主导地位。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均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积淀,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民族性格。近年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儒家在现代生活中又重新表现出它的蓬勃生机。这在国际上称为“儒教的复兴”,在中国大陆称为“儒学研究的复兴”。这表明,传统儒学思想对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应该继承、借鉴这一思想中的优秀成分。     

古代韩国女性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古代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韩国女性的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她们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韩国女性与中国的和亲促进了政治的相对稳定,缓和了民族关系;韩国姓氏的发展与民族的大融合也与古代韩国女性有关,甚至古代韩国女性对当代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她们在古代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能是被动的,但是她们起到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论王艮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其民本化教育思想冲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超越了传统儒学，体现了平民化特征，开启了平民化生活化教育先河。在当代社会研究王艮教育理念，挖掘“位天地，育万物”、“安身立本”、“百姓日用”、面向“农夫盐丁”和向善“乐学”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仍有现实意义。     

对新时期加强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现象研究的思考

“会通儒学”是外来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和必然选择,是外来宗教中国化并进而适应中国社会以求发展的核心表现,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学习、认同和接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新时期,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的历史作用仍然值得认真探讨和借鉴。新时期加强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研究,必须明确外来宗教“会通儒学”的现实意义和目的,找准加强“会通儒学”现象研究的着力点。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后新儒学”

基于牟宗三新儒学体系的偏颇，林安梧提出“后新儒学”的理论构想。通过对心灵的意识结构、存有的三种形态、诠释方法的层次、体系的可能面向以及儒学的意义治疗的深入探讨，林安梧勾绘出“后新儒学”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后新儒学”虽然略显粗疏单薄，但它为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开辟了新的向度。     

浅析美国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作为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变种,是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思想传承等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能在任何“保守的政府”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挑战。     

"历史为谁而存在?"--从二元对立思维到多极互补思维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长期的讨论中形成了名称相异实质相同的三大派别，即中国本位文化派、西化派和折衷调和派，但三种观点并非三足鼎立。中国本位文化派虽曾雄踞一时，但因其夜郎自大而日益失去市场；西化派虽然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因其缺乏理论的阐释而一直不为国人所接受。相反，只有主张折衷调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因其貌似公允而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即便今日也是如此。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会改变吗?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吗?本刊去年第1—4期发表了顾乃忠教授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提出应该运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编年史的时间顺序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在于时间差的观点。顾文发表以后，学界产生了各种反响，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补正者亦有之。为了将这一讨论深入下去，本刊拟在今年的“文化研究”栏目中开展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及其方法论研究”的“笔谈”，突出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讨论，即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方法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欢迎专家、学者撰写短文(4000字左右)参加讨论。我们希望这种讨论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