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民主·权威·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制度变迁——论小康社会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重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由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设法考证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努力通过制度变迁来重构我国政府的合法性。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

把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是对西方政治学“合法性”“有效性”概念的扬弃。通过民主新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真民主，实行真监督，党获得群众拥护；通过自我革命，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国家治理有效，党获得群众拥护，跳出历史周期率。     

论公民自治权的实现

公民自治权是当今社会各种自治制度的法权基础,是为个人拥有的一种固有的、体现为公民个人或集体自主、自我统治、自我决定的权利.自治权在生活世界的私人领域,表现为某个人管理其自身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在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表现为社会团体共同享有对公共事物治理并受益的一种状态；而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选举官吏、罢免官吏、创制法律和程序执法的权利.公民自治权是政治民主的法权基础,但又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实现.由于民主过程存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脱节,也由于民主过程本身具有不完备性,因此,实现公民自治权必然仰仗民主法治的完善以及由法治保障的各种自治实践.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间接民主、代议制与精英统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回顾了围绕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进行的争论,直接民主由于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而被视作洪水猛兽,代议制民主则把人民分为普通大众和精英,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把代议制民主简单理解为选择代议员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寡头统治,只有多元主义民主才能避免寡头统治铁律,尽管这种民主内部存在着民主必需的同一性和多元主义需要的差异性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新概括，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本质和功能来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二者在价值基轴、主体架构、目标任务等方面内在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的理性化，通过自由和平等的和谐共存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化，通过权力和权利的动态平衡推进国家治理的融合化。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现实问题和客观需求出发，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扩大政治参与，强化国家治理根基；加强社会整合，凝聚国家治理共识；激活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以此夯实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中国式民主:现代民主两种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

古代民主即古希腊民主的基本理念是"人民的统治"或"多数人的统治".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是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政权必须产生于人民的选择.在现代民主中,人民的选择又有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两种基本类型.它们的价值原则、政治形式不同.各有优势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式民主即现代民主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目前海外学界、政界之所以对中国式民主褒贬不一,一是人民民主制度尚不完善;一是西方学者基于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政治模式来衡量中国的人民民主;一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滞后于形势发展,人民民主的正义与道义未能得到充分彰显.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社会制约权力——毛泽东“社会制约权力”的现代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正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包含着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社会制约权力的本质内涵。换言之,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所包含的言论自由权、监督权、参与权等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民主理念正是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之一。在继承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遗产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思想遗产的非现代性因素或人治元素;认识到他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局限性是其不能超越的历史基础、制度结构制约以及传统政治统治思维的惯性所致。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实目标的形成历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目标,就是动员凝聚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的价值意愿和价值选择,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这一现实目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历程,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构建

处于前民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在政治统治的效能性和正当性滞后于公民要求和时代发展,构建政治合法性成为政府在此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实证和规范分析,吸取整合相关理论,探讨了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基本逻辑。     

共同体治理:超越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模式

当我们追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何种治理模式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问题的时候,比较目前常见的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价值.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主要从共同体治理的视角着重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运行的政治逻辑和共同体治理过程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共同体治理加以评价,有其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     

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如何加强政治合法性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所主导的合法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公众认同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建立理性和稳固的政治合法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方法论逻辑与发展遵循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由对时代问题的把握、概念的提出，到对民主实践的关注、优化方略的构建，再到对民主理论的发展、真谛的阐释，始终彰显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实践品格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主体性方法论。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超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服务于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的民主悖论，坚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精髓、制度精益与价值精华，蕴含着深厚的广泛为基、真实为本、管用为用的马克思主义超越性方法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新的历史征程中，凝民心、汇民智、聚民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和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客观需求，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方法论遵循。     

有效性视野下的政党执政逻辑透视

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在政党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从执政党建设的视角透视,其内涵包括价值、组织、制度三个层面.执政有效性的立体构建需要做到:执政党的自主化；执政基础的自治化；执政功能的整合化；执政文化的科学化.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北大核心CSSCI

“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韦伯意指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重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本文所概括的“良序合宜政体”。这是思想市场上的一个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些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西方知识脉络上,合法性也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而且有效性是所有合法性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     

民主

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权的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 英文民主democracy一词出自古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意为“人民”和“地区”）和kratos（意为“权力”和“统治”）合成，其基本含义就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政权”或“人民进行统治、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