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化解构与去在场化

德里达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以后向马克思致敬的礼物即《马克思的幽灵》,在批判福山的同时也解构了马克思.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幽灵化理解,主张“马克思幽灵化在场”,解构马克思历史唯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马克思的幽灵——批判精神,只像幽灵般凌空飘荡,而不需要付诸实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在场化.我们要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警惕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变为真正的现实和在场化.     

德里达对马克思精神的捍卫与解构实质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精神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马克思精神就是解放精神与批判精神,要捍卫与忠诚马克思的解放精神与批判精神;德里达借助于马克思的解放精神与批判精神,通过"延异"的消解策略,企图建构一种"解构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其实质并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借助于马克思的相关文本,达到质疑甚至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都市马克思主义”辨正

<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这样说过:“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1]德里达准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的形态。不过,尽管马克思的精神可能是多样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却是唯一的,那就是     

重释马克思的正义观

在当今自由主义正义观霸权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正义观的阐释和重建需要基于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批判自由主义的"形式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出场语境与历史前提;建构与自由主义正义观异质的"实质正义"构成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终极旨归与逻辑终点;澄明分析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论争构成破解马克思正义观建构的逻辑迷阵。只有在批判、建构与澄明的三重奏中才能走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历史必然性论证和道德论证的两极对立,凸显马克思正义论范式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从遮蔽到解蔽:国内外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研究述评

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改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马克思与正义之争。马克思与正义之争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视觉和理论旨趣上的必然反映,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积累了新的知识资源,是对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解蔽。但由于大部分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误解,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缺陷。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重点集中于: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之哲学基础、价值主体和理论主题的阐析;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及其生成逻辑的哲学分析;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之科学内涵的阐发;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当代价值的诠释。随着当前我国社会正义问题的凸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正义理论是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读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围绕此问题,德里达在文中表达出这样一种思想:"马克思的幽灵"作为一种活的精神,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伟大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现实性",更在于它的"可能性"。正因为这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才不断发展。我们应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一种"可能性"的视域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进其不断发展。     

马克思正义观的性质研究

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不具有道德层面的判断。但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具有自己的正义思想,所以我们应利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来回应西方学者的质疑,树立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指导下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明确的是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属于何种性质,究竟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只有明确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的性质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正义观,用于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跨越融合

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性、隐晦性的话语表述方式客观上带来了其实践正义理论新景象的遮蔽,甚至引发了塔克尔、伍德等人误解,指责他没有正义理论,患上了"道义贫血症"。为了更加清晰地彰显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独特性和开拓性,也为了更好地用之观照中国现实,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内部结构之中,跨越融合解构性正义与建构性正义、解释性正义与规范性正义、高阶位正义与低阶位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的理论鸿沟,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捡取出正义论述,并在坚守其精神要义的基础上,发展能够观照中国实际的正义理论。     

劳动所有权与“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

围绕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而劳动所有权便属于这一正义观念。劳动所有权，分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后者而非前者，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权与正义原则。实际上，这是一种“错位理解”，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的狡猾性与欺骗性，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文本场域与历史语境。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谱系所标榜的一直是自我劳动所有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劳动所有权进行了双重批判，阐发了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正义的虚伪性。在未来社会中，应实行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和更高阶的需要所有权。     

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之治”的启示

马克思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思考正义问题，基于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实现了向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航标的“人的发展”的正义转向；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创造中理解“社会发展主体”的正义性。其思想围绕“人”这一“衡量万度之尺度”展开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和价值目标的思考，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为指引，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以“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固然有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即“时势造英雄”；但机会总是更青睐于有准备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出众的个人品质也是促成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品质，进一步说明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对完善马克思主义产生条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道德主义立场下的马克思哲学话语反思——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

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一书问世以来,引发了学术界有关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持久关注和争论。这部既充满"同情"又具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传记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异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五个主题切入,聚焦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书中有关道德和正义的讨论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持久争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否基于某种正义原则?抑或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如何界定和区分道德善和非道德善,即如何诠释马克思站在非道德的立场上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其中又不乏道德的话语运用?正如艾伦·伍德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一书中所言,马克思的理论成就和建构路径可能通向各个方向,作为诸多向度中的一种可能,伍德富有争议的观点和由此开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话语,为重新审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结构性的新维度。     

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国化的深层思索

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话语特点决定了我们无法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建构一种适合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的完整形态的正义理论，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将公平正义纳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以审视与沉思，把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置于“小康社会”“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色彩的话语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具体化、现实化。为此，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正义的理论成果打通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相遇，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时代意涵。而“两个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即从现实需要和现实规约逻辑起点出发，从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正义”和“历史正义”思想的贯通处和结合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对马克思正义观解读的异同及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大都认为马克思从正义的道德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但他们对马克思持有何种规范性正义的解读却存在差异与分歧。分析比较他们见解的异同,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启示:在理解马克思正义观乃至马克思的整体道德观时,将马克思对于包括正义在内的道德解释与马克思自己的道德价值立场区分开来是有必要的;从自然权利出发建构马克思的规范性正义不仅存在许多理论未决的问题,而且与马克思对抽象的"自然正义"的拒斥也是相违背的;正义观念不能脱离生产方式得到解释,并不是说正义就不能作为规范性道德对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进行道德的评价。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

人们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缺乏准确认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     

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学解读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关于幽灵问题的基本理论要点在于首先,德里达的幽灵是建立在解构逻辑之上的一种本体尺度中的消解性的不在场之在场;其次,这种幽灵又与某种隐性"救世主"的降临相关,幽灵是一种我们看不见它,可我们却无时不在它的注视之下的伦理呼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公开提出要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因为在今天这个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上,人们不能"没有马克思"那不死的精神.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马克思正义观是复调的，这种复调性是一种分层和位阶关系。由于分配正义只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其在马克思正义观中处于初级位阶。马克思在分配正义上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正义观，而且建构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正义观。分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环节，这决定着它会被更高的位阶——关系正义所统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同时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载体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互依性社会关系。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要素而存在的，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即从属于处于高级位阶的发展正义。     

马克思的异化和主体思想简论——兼评阿尔都塞的“决裂”说

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之间有一个“决裂”,这是同他对异化和历史主体的看法紧密相连的。 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往费尔巴哈的人本质异化的理论中加进了黑格尔的东西,即历史异化的思想”,但后来“这种结合被马克思抛弃了(手稿没有发表,     

马克思正义观的涵义发展路径及其当代性

分配正义问题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要线索,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又并非局限于分配正义。在其早期,马克思没有将批判的视野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转向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去探索问题发生的历史轨迹。在其晚期,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局限性,今天我们需要理清马克思以正义问题为核心批判资本主义思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