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元好问的东坡词论

元好问从“以诗为词”的词体现念出发，认为东坡词最根本的创新精神在于“吟咏情性”，即对主体意识的表现；并首次提出“东坡体”概念，来概括东坡调独特的调体形式；同时又指出传统的“宫体”词也被东坡赋予了言志抒怀的性质；元好问对苏、辛的词史地位最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还注意到了自两宋至金源东坡词派的存在事实和重大影响。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代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通过词集整理的方式推出张炎,有力地转变了当时的词学风尚。随着雍乾词坛对于张词的接受愈趋全面、深入,张炎的典范意义逐渐形成。嘉、道之际,常州词派日益兴起,清人开始从兴寄的角度审视张词,推动了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尽管浙西、常州两派的思路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但双方在开宗立派、指引门径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     

纳兰词论与清初词坛

纳兰成德的词论反映了崛起中的饮水词派的词学追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推尊词体,缘于清初词体不尊;二、注重比兴寄托,缘于清初词作因缺乏比兴而导致的寡淡乏味;三、以性情为本,反对逞才使学,缘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因使气逞才而导致率直与晦涩的流弊;四、主张转益多师,反对模拟因袭,缘于词坛宗唐、宗宋各执一端的倾向。它集中反映了饮水词派对17世纪70年代词学创作现状的反思,代表着词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认识意义。     

一顿“派饭”的回味

“派饭”这个词，绝对属于上个世纪，检察机关里有过吃派饭经历的人并不多。所谓的“派饭”就是在人民公社年代，作为“公家人”的各级干部到农村基层工作时，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由村干部指派到某一老乡家吃饭的俗称。那时的农村土地都是村集体的，不允许农民个人经营。所以在村里是找不到饭店、餐馆的，要想在村里吃顿饭就只有派饭了。承担派饭任务的老乡家一般是根正苗红、正宗的贫下中农，而且家境又稍好的家庭。因为如果在“五类分子”家吃饭怕划不清阶级界限，太穷的又承担不起。     

从佛经看早期外来音译词的汉化

“Chen”、“塔”、“玻璃”、“和尚”等若干个梵语音泽词逐渐汉化的过程证明，汉语在吸收外来音泽词时，明显受到汉字字形的制约。因此，现代汉语吸收外来音泽词时也必须注意这个特点并遵循一定规律：在音泽外来词时应当注意字形的选择，使之既能与原词有很好的对音关系，又能满足汉民族对词语的潜意识的求源心理。     

李清照《词论》写作年代辨

李清照《词论》,词学界普遍认为作于北宋。但“北宋说”论据不足,现有论据及论证过程有错误之处。《词论》应作于南渡后,理由是：《词论》力斥“亡国之音”,与南渡后的社会背景合拍;“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等语,似为南渡后追记之辞;《词论》所标榜的“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等,在北宋末年才逐渐完善;《词论》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而不是前集;北宋后期,苏黄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李清照身份特殊,此时不太可能写作针对苏黄的《词论》;《词论》可能是针对南宋词坛的现实而发。     

浙江百铭律师事务所

“百铭”一词源自唐太宗李世民修身、治国之理念《百字铭》，寓意深远，寄托厚望。     

谈宋王沂孙词的寄托

张惠言《词选》:“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这话过于绝对,运用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上,难免有穿凿牵强之处,王碧山咏物词所寄托的主要是君国之忧,但也还有身世飘零之感,这二首虽有联系,但并不全是一回事。他另有一些咏物词,如《露华·碧桃》二首,赞美碧桃“铅轻黛浅”、“玉奴标格”的清雅神韵,与君国之忧、身世之感都没有什么联系。倒是其集中一些非咏物词,如赠别、题画之类,亦往往寄托着君国之忧和身世之感。     

宋代咏物词的发展脉络

宋代咏物词的发展可分为承袭期、反正期、高涨期和汇合期四个阶段。承袭期注重描绘物象的外在形态，风格冶艳；反正期开始赋予事物以生命和情感，朝着敦煌、盛中叟原创期咏物词的录城大道反正、回归；高涨期更多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并在时代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家国身世之恨的新主题；在汇合期，家国之恨已成为咏物词创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不同词派都注重谋篇布局、造语运典、仍律合韵之法，表明南宋后期雅化、诗化已成为词体创作的共同蕲向。     

潇洒法官

潇洒法官张文超对“潇洒”这个词，我从没有深究细研过，只是觉得用在法官王大明身上挺合适。年逾四十的王大明，其外在形象属于俗称有“派”的那一种：身高肩阔、眼奕鼻直，浓密的落腮胡更平添几分英武，不长不短的黑发永远是服服贴贴、一丝不乱；手挺的制服始终棱解分明...     

试论苏、黄等词的同体异用现象

词发展到北宋中期,苏轼及其弟子对词诸方面进行了新的诠释,其突出点是表现在词的同体异用,主要点是对词之传统性的反动,有意识地破坏词体的固有特点,更多的是引导词体对诗体的认同.以诗为词,古今均有探讨,多是从创作手法、艺术风格、文体递变等处比照分析,在词的文本方面用功甚深.而词的同体异用现象的产生,是与苏、黄等人对词体定位、有意识地引导和创作分不开的,是他们促使词体的雅化和开放,以及回避诗歌创作诸种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从保守的文体改良到极端的文体革命——新诗革命的演变轨迹及特点

新诗文体的初步形成主要经历了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20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两大阶段.诗界革命是保守的文体改良运动,以增加"新名词"为汉诗改良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动摇汉诗的根基,文体变革的力度太小,基本上没有对汉诗的诗句、诗节、诗段及诗律进行变革.白话诗运动又太激进,对已有的古代汉诗诗体进行了全面的颠覆,不仅改变了汉诗的语言、文体和内容,甚至写诗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是一次超过了汉诗承受能力的文体大变革."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极端都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生态决定的.新诗出生时的先天不良造成了后天成长的艰难,特别是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早期的文体变革有关.     

厉鹗与朱彝尊“清空”词风之差异及文化探源

"清空"被清代浙派词家标为艺术至境,对"清空"艺术的追求,在不同作家手中呈现为不同的风貌.中期的宗主和巨匠厉鹗在审美趣味上偏好"孤淡",取境萧疏,意象冷寂,用字寒瘦,形成清幽冷峭的特色;浙派早期领袖朱彝尊则趋向"傅采",形成深情绵缈的风格.这是由于二人在性情品操、生平经历、爱情生活、文化底蕴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从浙派"雅正"、"清空"的论词标准看,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     

也论“汉音”与“魏响”：“三曹”诗歌创作的历史定位

自明代诗学将汉魏分论,到清人选诗有"汉音"、"魏响"之谈,至今影响甚巨.对"三曹"及邺下文人集团诗歌创作的定位,已经成为汉魏诗歌分期及其"自觉时代"确定的焦点.从理论上讲,诗歌自觉的标志,应以其作为语言艺术而独立之时为起点.据此而论:曹操的作品仍是诗歌语言与音乐旋律之美的综合体,属于汉代"歌诗"的范畴;曹丕与曹植的诗歌,则由于创作心态与观念的新变,逐渐表现出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分离,从而走上了诗歌自觉的道路.     

宋慈《洗冤集录》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纪念宋慈诞辰830周年

本文从历史、文化、地理、法律、个人等角度出发讨论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条件。我国法医检验早期发展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历史条件,朱熹理学影响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文化条件,南宋建阳政治文化发展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地理条件,完善的南宋检验制度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法律条件,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系统性综合是个人努力和总结的结果。因此,南宋时期出现宋慈及其《洗冤集录》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必然和文化传承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结晶和法医文化遗产。     

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

李因笃的思路是进一步将师法对象追溯到《诗经》,主张学诗必本乎三百篇 ,“学三百而得苏李 ,学苏李而得曹阮鲍谢 ,学曹阮鲍谢而得开元天宝诸公 ,是真能学者矣。是故湛于三百而后为苏李 ,学苏李未能为苏李也”。以此类推 ,“溯洄从之 ,必自三百 ,所谓登山而诣其极 ,道水而穷其源也 ;溯流从之 ,必自盛唐。否则欲入而闭之门 ,升高而去其梯 ,恶乎可 ?”(《许伯子茁斋诗序》[5] (卷 1) )这虽是“学其上 ,仅得其中”(《沧浪诗话·诗辨》)的老生常谈 ,但对格调派“诗必盛唐”的诗学观念却是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取材于《选》”的介入 ,不仅大大拓宽…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