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文书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叙事”模式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嵌入裁判文书是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文书释法说理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裁判文书作为独立的叙事文本,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嵌入必将改变文书内部的叙事元素关系网络及结构,带动“演绎式”向“演绎+类比式”双线叙事结构转变,进而形成嵌套式叙事风格。基于司法实践语境,嵌套式文书的叙事理念和叙事模型得以重新诠释;依文书叙事者援引案例的主、被动性区分叙事情境,可以差异性地构建微观层面的嵌入型叙事模式,以满足裁判文书制作的内在需求,即聚集该类叙事形态构成体系以产生合力效应,完成微观表达上的统一,进而从宏观上促成裁判文书叙事风格的良性转变。     

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及反思

近年来,随着“质的研究”方法的日渐兴起,“叙事研究”这一原本有些陌生的术语开始逐渐被教育界的人们所熟悉。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课堂教学、学校生活、教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叙事研究”对教育变革、对教师成长所具有的突出意义。     

后现代思潮与叙事心理学

后现代思潮对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霸主地位的否定,引起了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等有关学科在内的“叙事革命”。作为心理学领域内革命成果的叙事心理学,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比起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自有深刻之处。叙事以其建构意义、追寻价值、创造生活的独特性,将使心理学在为解决人的现实心理问题、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服务的追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专栏导语北大核心CSSCI

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专栏,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一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读.     

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期待更多的“具体法治”

傅达标在2010年1月1日的《检察日报》上著文《2010：期待更多“具体法治”》说，回顾2009年的法治进程，不乏新中国成立60周年法治回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不乏回应民意、关注民生、开门立法结下的制度硕果：而更为贴近生活，更加可感观触摸的乃是一种“具体法治”、“微观法治”。     

从全知视角到有限视角——论亨利·詹姆斯对小说叙事角度的创新

亨利·詹姆斯是小说叙事角度革新的先行者之一。他在许多作品中摒弃了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 ,创造了他所称的“意识中心”的叙事方式 ,即小说中的叙述都从作品中的某一角色出发并通过其意识的过滤。他在晚期作品中又运用了类似于转换式有限视角的叙事角度 ,使读者体味作品中主要人物细致而丰富的内心活动。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宋人对“平淡”美理想的认识和追求是多方面逐步展开的：一方面，梅尧臣、欧阳修初步明确了这一美学发展方向，嗣后苏、黄分别从审美情感和艺术表现两个层面，结合实践，加深认识，揭示了“平淡”美外示枯淡中含奇趣，句法简易而合纳大巧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从宋初开始相继而起的闲适诗风和理学诗派，以其闲适、仁静的人生旨趣和漫然无谓乃至卑视技巧的创作态度，形成了一种略无兴致的“平淡”风格。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作用下，这些不同的“平淡”追求又具有大致统一的美感规定性：情感上的平和、萧散和闲逸；形式上的简古、散缓、老成；美感形态上的表里殊致、中边不一、外枯而中青。     

论宋词叙事的结构模式

宋词的叙事讲究顺序与结构,它们以独特的形式将各类材料联结成文,使宋词文本呈现出多样的叙事模式,突显出词人的感情。本文从宋词叙事的时间顺序入手,将叙事结构归纳为串珠式的单线结构、对照式的复线结构和回环往复式的螺旋递进结构等三种类型,并分析各结构模式在宋词叙事上呈现出的特点。以此体现宋词章法结构日趋细密的过程,进一步证明结构要素对于宋词叙事的关键影响和重要价值。     

《牡丹亭》叙述语法探讨

通过叙述语法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可以找出剧本在陈最良角色上表现出的显在叙事特征 ,发现“春”等作者的话语 ,以及典故的叙事扩张现象 ,从而勾勒出《牡丹亭》的叙事轮廓和中国戏剧叙事的基本特征     

也论“汉音”与“魏响”：“三曹”诗歌创作的历史定位

自明代诗学将汉魏分论,到清人选诗有"汉音"、"魏响"之谈,至今影响甚巨.对"三曹"及邺下文人集团诗歌创作的定位,已经成为汉魏诗歌分期及其"自觉时代"确定的焦点.从理论上讲,诗歌自觉的标志,应以其作为语言艺术而独立之时为起点.据此而论:曹操的作品仍是诗歌语言与音乐旋律之美的综合体,属于汉代"歌诗"的范畴;曹丕与曹植的诗歌,则由于创作心态与观念的新变,逐渐表现出语言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分离,从而走上了诗歌自觉的道路.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从历史性书面叙事到表演性口头叙事

历史性叙事一直是中国书面叙事的主要形式,表演性口头叙事的传统则是在西域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由于历史性叙事采用的是有限制的第三人称视角,要求叙述的客观性,所以排斥心理描写,并几乎不通过人物语言来自我叙事或转述叙事.中土口头叙事中以变相结合讲唱的表演方式,乃是白话小说中通常采用块状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表演性口头叙事所具有的参与性、情景化特点,同样会对叙事内容和叙事结构产生影响.     

论玄言诗产生的文学原因

玄言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 ,其产生和发展必有来自文学系统自身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受玄学言意之辩的影响 ,魏晋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把表现某种形而上的义理当作义务 ,这就给诗歌谈玄说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先秦以来的诗歌创作就已存在说理论道的情形 ,至魏晋受老庄玄学炽盛的影响 ,集中以玄妙语言阐讲老庄之道 ,便蔚然成风 ;魏晋清谈作为一种口头创作 ,其谈论的内容及语言风格 ,对玄言诗追求简约平淡的创作风格 ,有很直接的影响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诗无达诂 译尽其能——评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五种英译本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歌、赋代代相传,诗人辈出,世代相袭。中国历代政治家几乎都能诗会文。当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古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隽永,常为国人及国际友人传诵引用。毛泽东诗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到世界各地。其英文译本几近二十余种,各家译本竞显风流。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更加有效促进地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汉魏六朝诗歌新变论

汉魏六朝诗坛的显著特征是新变,这也是它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意义所在.具体表现为,诗歌作品记名的普遍化、诗歌地位下移并保持平凡身份、注重形式创造、实现从歌诗到诗歌的转变.该时期诗风更迭频繁而较多个人色彩,"教化"意识相对薄弱而审美追求异常活跃,皆是以上新变诸气象的反映.以前正统诗论视六朝诗歌为代降的过程,并以梁陈两朝为诗歌史上最低谷时期,这种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认识汉魏六朝的新变特征和意义,有助于完善诗歌史的发展观念.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探论

唐代以后诗评家一方面承认李诗与杜诗共为唐诗最高典范,另一方面又时常贬抑冷落李诗.李白诗歌成就、诗坛地位与李诗学研究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并非是由于李诗缺乏审美价值,而是与古代诗学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直接关联.把诗的教化功能当作诗的首要之义,注重于诗法诗艺中评判诗人的作诗功夫,在开宗立派中学问化而不是审美化地承传诗歌,这是导致李诗评价在后世跌落的主要原因.     

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

邓汉仪认为诗歌应"追国雅而绍诗史",所以他重视记载时变过程,反映一代兴亡之感,关注民生、民瘼的作品.这既是对传统诗学"诗史"观的继承,又是对国雅本质的回归.邓汉仪还以鲜明的历史意识为诗歌选本张目,借助诗歌总集《诗观》的编纂,以求"成一代之伟观",使选本具有诗歌发展史的意义,这是对诗史观的发展.作为康熙前期诗坛旗手,其诗史观对矫正清初世俗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归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