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困局、思想与文学的相近与不同－－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学和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格，其浪漫主义学的成就也达到了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学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均决定了他们学的不同。     

网民深情寄语县纪委书记

从古至今，无论是锄强扶弱、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还是感动了千万网民、用生命践行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基层纪委书记王瑛，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个共同点——清白做官、敢于碰硬。     

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债和契约制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中的债和契约制度,两者之间既有相同和相似的一面,又有着比较大的差异.论文在辨析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债和契约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在具体制度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不妨从少些“被精神病”惨剧做起

郭红、徐林东、朱金红……尽管他们的职业、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有着种种截然不同的差别，然而他们却都有着一段相似的经历，那就是曾经“被精神病”过。他们是普通人，却有着并不普通、甚至是有些耸人听闻的遭遇，然而正如同他们的普通一样，如果相关法律制度和医学领域对精神卫生问题延续这种长期制度性缺失，那么他们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大师的缺陷与怪癖

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只要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点燃和照亮了我们的心灵、生命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也因为他们的奇思妙想而变得为之一新，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天才”、“大师”。但是天才也是人，他们的身上也有着许多明显的缺陷，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Blog聆听星爸的亲子物语（之一）

他们是为人关注的明星，工作中的他们铁面、不羁、不苟言笑。但是因了一个角色，他们在生活中都呈现了温情柔肠的一面。这个角色就是“父亲”。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法轮”是什么?

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及其派生出来的诸如“末世论”、“宇宙观”、“反科学观”、“生命起源说”、“救世主说”等种种谬论,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是从李洪志玩弄骗术这一天起,就决定了他终有破产的一天;而他的歪理邪说,则     

法的合法性与整全性的关联分析

法律资格纷争成为英美法理学传统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法学流派。从法的合法性判准的不同模式出发,证立整全性不仅可以进入法的合法性判准的行列,而且必然成为当下法的合法性判准的最佳选择。这一必然的最佳选择基于整全性在理论上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即最高指令——人类"善"的生活,在法律实践中实现了平等尊重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理想型的法律。如果这一论证结论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概念之争,终结和平息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资格的纷争。对于法律资格的回答将聚焦于法的合法性和整全性的关联考察,其对法理学的重述将开辟新的理论疆场。     

“大生态观”的现代价值向度——对“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表征了人类文明史的逻辑进程.人从根本上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大生态动物”.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是世界的改变.发达工业文明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是对现代“文明人”的价值伤害.伴随“丰裕社会”消费时代的娱乐精神,人陷入到了“消费的迷阵”,倾倒在拜物教盛行中,甘愿成为受物欲奴役迷醉的“消费型动物”.和合的社会伦理价值将一种生生为大“天人合一”的大生态观与“究天人之际”贯通起来,通古今之变.期望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态化”与“人际关系生态化”的价值转向.     

试论英国世袭贵族议员制的成因及消亡

英国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议员最初都是国王的亲兵 ,受封而为贵族 ,成为上议院议员。他们在历史上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 ,对王权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世袭贵族议员制对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但由于它与民主精神相悖 ,最终被废除     

论中国电影表现知识分子的三次浪潮

在中国电影中外，知识分子题材出现过三次浪潮，即４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代。第一次浪潮出现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即刚正不阿的正义，随波逐流和为情所困。第二次浪潮出现的知识分子也分为三类，即国政治所困，为日常生活所困。第三次浪潮出现的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即为家庭所困和茫然的求索。其成就和不足，都为今后知识分子题材的电影作提供了启示。     

以罪过理论检视我国过失犯罪的法定刑配置

故意与过失的区分之间应有一个衔接的问题,而这个衔接点应体现在间接故意和有认识的过失之间,即有认识的过失与间接故意在法益侵害程度上相互衔接。正是这种衔接,造成了间接故意和有认识的过失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区别之难。基于这种相互衔接,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之最高刑,就应和侵犯同类法益的故意犯罪之最低刑之间保持一致,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区别不能之谜。     

论国有资产的不同性质与制度创设

任何国家都存在着数量不等、规模各异、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资产,即国有资产。但是,国有资产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和发挥的功用并不完全相同。法律上之所以将国有资产划分为公产与私产,是因为两类国有资产在取得、占有、使用、处分、管理、保护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不同,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我国是国有资产庞大的国家,对国有资产的不同性质进行划分,并对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进行相应的立法与制度设定是完善我国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迫切需要。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与刑法系统的开放性之间存在冲突 ,从而导致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根源于价值实践方式上的缺陷 ,与一种体系性的建构思路存在根本关联。概念性体系很难成为解决价值冲突的理想工具 ,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引入判例制度。有必要在我国构建两级法院的判例制度。     

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考察

和谐是人与社会存在及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着忠孝、诚信、贵和求安、关注生命、化解争端等内容丰富的和谐精神。通过对以"天人合一"、"贵和"、"以德配天"为原点的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发现中国传统法的传承,均以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法中,和谐价值内涵是通过礼治、德治来体现的。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的基本体现就在于,既肯定冲突与不和的现实存在,又在不和中求和,在维护君主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前提下,整合一个个对立的矛盾关系,以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来定分止争,谨慎用刑,息讼止讼,分配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大脑功能不对称与半球间的功能整合——不同视觉复杂度汉字“同-异”判断的证据

采用半视野速示术将少笔画简单汉字对和多笔画复杂汉字对在左视野（右半球）、右视野（左半球）呈现或两视野（两半球）分别同时呈现各一个汉字，检查不同视觉复杂度汉字的“同-异”判断加工中可能存在的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对称与半球间的整合效应。结果显示，本研究条件下左半球可能擅长于辨认视觉复杂度低的少笔画汉字，而右半球则擅长于辨认视觉复杂度高的多笔画复杂汉字，这可以用“视觉空间频率的不对称假设”来解释。两半球间加工的整合优势只出现在相对较难的“同”判断任务，这支持有关“处理计算复杂性高的任务可以从两半球间的相互作用中获益”的理论（Banich，2003）。     

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上,教育社会学一直陷于事实研究与想象研究、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类型研究与整体研究的两难困境.个人化的社会事实的界定、基于建构的社会批判和着眼于问题的研究等等,是解决当下教育社会学研究困境的几种可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