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轻刑化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中国作为一个职务犯罪相对高发的国家,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现状已不利于惩治此类犯罪。据统计,检察机关2003年至2008年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57.3亿元。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损失是贪污犯罪的17倍。如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与审判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轻刑化的量刑趋势将难以有效遏制渎职侵权犯罪。本文将从分析我国渎职侵权犯罪的情况、轻刑化的危害性、轻刑化的产生原因入手,提出缓解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建议。     

对老年人犯罪刑罚轻刑化之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老年人犯罪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在逐步上升,案由也趋向多样化。老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刑法对老年人犯罪问题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从当今社会老年人犯罪现状出发,寻找对老年人刑罚轻刑化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刑不上老人"观点的不妥。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浅谈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其典型的表现就是渎职侵权犯罪判处实刑少，量刑偏轻，缓刑多。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现象已严重偏离了渎职犯罪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巨大危害，使刑罚一般预防的社会功能目标难以实现，折射出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失衡。笔者试图对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和对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贪污贿赂罪轻刑化研究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犯罪轻刑化日渐成为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但贪污贿赂罪的轻刑化却不一定是现代法治之福。本文从贪污贿赂罪的立法及司法轻刑化表现着手,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有益于理论与实践。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理由认知：一个反思的视角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是"人是目的"这一道德伦理在刑罚观中的体现。学界支持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理由大致有五个:"财产平等保护论"、"刑罚现代化要求论"、"人权保障论"、"国际趋势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论"。然而,这几种理由均忽视了财产刑法保护与宪法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认知偏差。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正是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综合权衡的结果,是刑法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对宪法经济制度的理性回归。检讨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意义在于消除刑法现代化与宪法规则之间的诸多误解,以揭示宪法语境下财产权刑法保护的认知模式。     

问题与出路：对我国劳动刑法出场形态的慎思

劳动刑法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冷落于中国现行刑法之中,这种冷落与中国当前劳动刑法实践中理论研究薄弱、行政干预频繁、法律体系缺位密切相关,由此导致了刑法介入劳资关系的扭曲与变形,无法合理组织对劳动犯罪的反应。基于劳动刑法不同于传统刑法的特别属性,劳动刑法在中国出场之时主要应该实现：对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去犯罪化与轻刑化,对劳动者个体犯罪的适当非犯罪化和轻刑化,以及对雇佣者劳动犯罪的合理犯罪化和重刑化。     

论刑罚的轻刑化

刑罚应体现人道性、公正性、谦抑性和自由性。在我国刑法领域内应树立刑罚"轻刑化"的思想。应通过"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等途经实现轻刑化,更好的服务和改造社会。     

轻刑化问题实证研究——以轻刑化趋势和犯罪态势的内在平衡为视角

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犯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浅谈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成因

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趋势明显,究其原因,既源于人们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本身涉案人员特殊和责任分散、检察机关侦查技术手段落后导致查证难等因素,也与立法规定不完善、检法两家认识不一导致渎职侵权罪名认定难有关。只有充分认识渎职侵权犯罪的成因,寻找出这一现象的症结所在,才能着手破解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困境。     

论重刑化的弊端及我国的刑罚选择

一、我国刑罚的轻重之争刑法学界对我国刑罚的走向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轻刑化说、重刑化说、适度化说。轻刑化论者认为：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采用重刑主义的刑法，不仅同刑法发展的趋势相悖，而且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任务相违背。从另一方面讲，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犯罪将逐渐趋于减少，随之而来的也应当是刑法的缓和化、轻刑化。第二，轻刑化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商品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而要有竞争，就必然有一个较自由的环境，刑法不宜过多地加以干预，否则就…     

由被害人“预防投资”解构犯罪未遂的轻刑化

潜在的被害人为自我保护通常会进行预防投资,但是其投资水平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产生负外部性,需要刑罚对之进行宏观调控。法律的经济分析表明犯罪人更倾向于选择高预防水平的被害人为目标对象,而犯罪未遂轻刑化正是防止投资过度,节约社会资源的规律使然。从经济效用看,犯罪未遂轻刑化不仅契合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实现了帕累托更优状态,更推动了预防犯罪博弈的均衡。     

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及对策

从严打击职务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日渐突出,成为司法机关理应妥善化解的难题。本文从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情况分析入手,分析了成因与现实危害,并提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规范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     

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成因及对策

正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轻刑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较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一、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危害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历来坚持"从严"、"从重"处罚的立场。这不仅体现为犯罪数额标准设置     

论我国土地刑法的完善

我国土地刑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土地刑法的完善应坚持以下理念：土地刑法的基本法益应当是生态利益而非财产利益；土地刑法应当犯罪化而不是非犯罪化；土地刑法应当坚持轻刑化而非重刑化：土地刑法应当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而非集中立法划一的立法模式。     

从未成年再犯罪看“一刀切”式轻刑化

未成年犯因为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以及自身不健康的因素影响存在严重的潜在再犯罪倾向。同时对未成年犯实行的"一刀切"的轻刑化政策,也导致未成年犯再犯罪率逐渐递增。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对未成年犯实行轻刑化的可行性,通过对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完善,对司法实践工作的进一步规范,有效降低未成年犯再犯罪率。     

刑法的困境与路径之实现

在现代刑法中,立法者开始对刑法的困境进行总结,认识到刑法的出路是适当融入宽容的精神,逐渐摒弃刑法的工具主义的思想.在本文中,笔者理论分析刑法不能根除犯罪的根源,举例说明刑法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并指出实现刑法出路的基本路径是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     

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新动向

为解决本国青少年犯罪日趋恶化的问题,澳大利亚颁布了新的法律,出台了新的举措,对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使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具有简易化、交易化、轻刑化、社会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