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谈判:"反劫制暴"专家生活揭秘

选拔内幕:要丑的不要帅的 说到中国的谈判专家,不得不提及被誉为"行内第一人"的高锋.这位55岁的武汉人,6年前从湖北调至北京,现为北京警察学院(亚洲最大的警察学校)犯罪心理学教授,既是"反劫制暴"专业的"总教头",也是"反劫制暴"首席谈判专家.     

从多哈回合议程谈中国多边投资框架谈判立场

本文根据国内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对新一轮多边投资框架谈判中我国应该如何调整谈判立场作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和探索.认为在WTO框架下应兼顾中国在多边投资框架下的国家利益,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多边投资框架的谈判,以争取在WTO框架下建立一个较为公平的兼顾发达和发展成员方利益的多边投资框架.     

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我国面临的减排挑战

德班平台的正式启动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大成果,同时开启了2020年后国际减排法律制度构建的进程。气候正义是一个国家采取气候政策的正当性的评价尺度,也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气候正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于中国而言,体现正义价值的国际减排法律制度应该建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之上,并应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基石,以"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为支柱。为在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中国可考虑适当调整原有谈判立场。同时,中国宜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引导型"两种模式来落实体现气候正义的国内减排法律规制。     

从"东海之争"看中国大国之略

东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中日双方能够保持耐心,共同努力,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提法上早日取得进展.在解决东海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应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东海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     

初级阶段的中国NGO

NGO就是"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它已经从最初的"洪水猛兽"变成当下一个挺时髦的词,正式登记的就有46万个——46万个,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媒体上,"非政府组织"也频频出现。这个时代,是应该把更多的目光移到NGO身上了!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党委政府统管一切,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夫妻吵架家庭纠纷都要找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     

法治的方法论时代

【主持人语】关于社会发展的时代划分,既可以是历史的总结也可以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前80年可以说是革命的时代,近30多年可以说是改革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革命和改革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主旋律。但是,下一个时代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理念应该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课题。我们预计,中国的下一个时代应该是"法治时代",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应该为进入法治时代做好理论和思想的准备。这个准备既包括对当下理论和主流意识的反思,也     

人质危机谈判功能与实现路经

危机谈判，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有效手段，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与有效应用。据国外有关研究显示，以专业化谈判团队的形式处理人质危机，安全、和平处理率高达93％，而没有专业化谈判团队的介入，被迫采取武力解决的，伤亡率高达78％。在我国，危机谈判机制建设刚刚起步，危机谈判的功能还没有广泛认同，对如何实现谈判功能也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谈判工作实践和培训的谈判专业人员的反馈经验来分析危机谈判的功能及其实现的条件，应该对于危机谈判专业发展有所启示。     

未来气候变化国际立法谈判中的中国立场思考

"后京都时代"的来临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中国等国的努力将有可能促成一个更有利于本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环境,挑战在于中国等国将担负越来越重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如何应对未来的国际立法谈判,本文将对此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彼得原理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启示

由于我国公务员选拔制度不完善及公务员个人心态问题等原因造成彼得现象在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中广泛存在。彼得原理给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启示在于完善我国公务员选拔机制及公务员应该给个人一个正确的定位,另外应该建立新的宽带薪酬体系。     

“晕轮效应”对考录公务员面试考官的影响与应对

"晕轮效应"是一种主观心理臆测,是一个不可忽视、又无处不在的评价偏见,具有片面性、表面性和弥散性的特点。它存在于考官队伍中,对公务员的选拔工作会造成负面影响。"晕轮效应"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公务员的面试过程中是不可消除的,因此,应该从主观上主动地去避免、克制,并且还要建立严格的选人用人制度,在客观上防止"晕轮效应"的出现,使"晕轮效应"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保证面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努力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地选拔人才,求得面试的效果最佳。     

浅议中央与地方纠纷之协商解决模式

构建中央与地方纠纷的协商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阻力。尤为要注意的是,学界将这种协商与政治协商作等同的倾向是存在误区的。同时,在法制化的语境中,在“协商之后的法制化”与“法制框架下的协商”之间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外在制度区别与内在理念融合并存的特点。     

“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杭州市的实践分析

＂民主服务民生＂是在现有社会管理体制内,政府通过鼓励多元主体进行民主参与、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等方式,是把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以民主途径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杭州市的实践模式表明：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主服务民生＂机制不但为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新思维,而且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路径,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针对＂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内在需求,本文提出了完善这一机制的对策。     

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腐败征候群视域下的比较与启示

腐败征侯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面对我国的腐败丛生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

德班平台建立后,国际气候谈判由“双轨制”变为单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此将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就未来国际气候机制展开谈判,过去相对稳定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发生演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身份的集体认同的变化,以及中国所一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新解读,这些变化将给中国的身份定位及国家利益带来影响.因此,中国一方面要把握在未来国际气候机制制定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构,使其适应中国国内中长期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做负责任的大国,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     

绿屋会议改革研究——构建WTO决策机制中的“埃俄罗斯之风”与“忒弥斯之秤”

“绿屋会议”作为WTO非正式决策机制的重要代表，在WTO决策机制的运行历史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多边谈判的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高。其前身G18对推动GATS、TRIMS和TPIPS谈判的达成即明证[1]。尽管在提高WT0决策效率上有目共睹，绿屋却因为对参与成员方的有限选择，对大多数成员方的强制排除，以及决策程序不透明等因素而受到广泛诟病，甚至获得了“黑屋”之名[2]。而绿屋会议本身又是作为WTO非正式决策制度而在wT0法律体系之外发挥作用，其存留与否以及改革方向对于WTO决策制度的效用发挥乃至新一轮多边体系的建立所起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     

“买断工龄”的法律规制探讨

"买断工龄"是因企业改制或企业资产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关系的解除。其有劳动法的依据,但其规定过于笼统,从而导致"买断工龄"侵犯职工合法权益,有必要进行立法。在立法方面,应当针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改制或企业资产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关系的解除进行规制,保证程序公正,赋予职工集体谈判权,把"买断工龄"争议纳入劳动仲裁和诉讼解决的轨道,加强政府责任。     

论行政复议制度修改的若干问题

现行《行政复议法》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对维护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而且对解决行政争议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行政复议工作的需要。因此,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就将《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列入了年度立法计划,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启动。《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浅谈一些思考。期盼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发展新趋势——兼论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的合作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后911”时代用有了不少新的特征。对其从新的角度进行定义变得重要和迫切起来。另外，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日益紧密，这种紧密的合作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其合作的结构。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有关其与犯罪组织合作清晰的图卷有助于全球范围内打击这两股势力的行动的展开。     

泛传播与泛责任: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

web2.0时代的到来使新媒体"泛传播"的特征愈发明显,新的媒介技术使大众深度参与网络并成为互动主体。无边界的公共空间和自媒体的出现为网民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与此同时大量侵权现象的产生也对新媒体空间的有效规制提出了挑战,"泛传播"更应意味着"泛责任"。在新环境下,对于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亦应适应这种变化,有效维护新媒介技术的充分利用和人格权保护的平衡。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lea bargaining

Plea bargaining is one of the most emotional and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Not only is it defined and documented poorly, its origins also are much disputed. Pro-plea bargainers like to trace plea bargaining to Cain and Abel's classic struggle. Anti-plea bargainers cite the post-American Civil War era as the beginning point for plea negotiation. The truth lies somewhere in betwee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from the fifteenth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an effort to pin down the specific initi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its antecedents. Thi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prejudice has distorted the study of plea bargaining's origin and encourages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