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式的“听取意见”到独立式的“量刑协商”:我国量刑协商程序模式的反思与重塑

以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作为时间线的起点,我国量刑协商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速裁程序的附属要素到目前“听取意见”程序的发展轨迹。目前冠以“听取意见”之名的量刑协商是一种嵌入式的程序模式,即将量刑协商嵌入到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之中,且是一种“背对背”的异步协商,即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律师无法同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协商时空之中。该程序模式与量刑协商的应然要求仍存在差距,并未提供相匹配的协商程序空间。协商内核与程序外在应相统一,跳出嵌入式异步协商程序模式的藩篱,迈向独立式的同步协商程序模式应是我国未来的改革方向。从全域适用到适当限定案件适用范围,从律师参与到作为协商主体参与,从排除法官介入的“线型构造”到法官适度介入的“三角构造”,是该模式框架的新要求。     

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的理念及法技术构造

利益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因而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无疑与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此在利益理论视域下分析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的理论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中存在着利益关系认识不清晰、利益冲突化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鉴于此，提出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的“义利共生”理念有其法理基础、技术逻辑和人性基础。同时，基于金融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义利共生”理念下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的理念、原则和制度之间的法技术构造逻辑清晰且可行。“义利共生”理念需具象化为利益衡平原则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厘清社会效益债券法制化中可能存在冲突的多元利益，而后通过法律制度促进多元利益得以实现衡平，是落实“义利共生”理念的应有之义。     

评《法的时代精神》——同郭道晖先生商榷100个问题(二)

评《法的时代精神》——同郭道晖先生商榷１００个问题（二）光尚然（１６）关于社会主义法的时代精神就是社会主义自由“在民主法制化的同时，要进一步实行自由的法制化”，“自由不只是可以做法律许可的事，而且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它不只要求“经济自主”，而且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政治工作是保持和提高我军战斗力和实现军队建设最为关键的工作,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军的“法宝”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政治工作出现了极大进步,走入法制化的轨道,且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军政治工作的法制化仍处于探索阶段,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化建设的经验,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社会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发展至今,这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将通过对协商民主这一概念的阐述来探究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作用.     

略论人事干部管理的法制化

略论人事干部管理的法制化王建华王晓光崔梅人事干部管理法制化，是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同志的人才人事理论，不仅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人事组织部门工作的行动指...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论协商民主——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

本文从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说起,在论证协商民主的由来、协商民主法哲学基础的同时,结合实践,提出与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以协商民主为前提、以选举民主为纽带、以自治民主为基础的多元民主。指出了这些民主形式的优越性与某些不足,并就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完善我国民主实现形式的借鉴意义作了具体分析。     

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几点思考

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监狱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去年12月,张福森部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努力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新要求。这对我们今后监狱工作发展定位,推进监狱全面质量建设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准确把握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内涵,全面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不仅需要实践探索,同时也需要理论创     

珠三角地区工资集体协商的现状和相关理论问题

工资集体协商主要是指企业与工人代表通过协商，以决定劳动者工资以及其他劳动条件与待遇的一种制度。珠三角地区作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其在工资集体协商实践中创建了“南海本田模式”：然而其在工资集体协商立法方面受到了主要来自外资力量的阻滞。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构建亟需廓清与之相关的诸如协商的主体、政府应持的立场、协商应贯彻的诚信原则、协商立法是否过于偏向劳方等八个基础理论问题。     

论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行政改革法治化的一条崭新进路

在学界，行政改革法治化问题通常采用一种“法制跟追式”的研究追路。但是这种思路具有天然的缺陷，它无法化解行政改革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也无益于行政法治的耩建，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转换思路。在行政改革的条件下谋求法律规范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动态和谐，最优选择是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以一种整体性的推进机制来引领、规范和保障行政改革的正常进行。     

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重述

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两大"主力"的多元反腐败机制存在较多不足,以致实效欠佳,且一些普遍性做法不完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可依循激活存量的思路,理顺二者的职能范围,使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并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和措施。目前,我们应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契机,适度拓展检察职能。如此,既有利于实现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化国家,也有利于实现依法执政、建设现代化中国。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存在严重问题:其理论上悖谬困窘,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导致国有资产保护极度乏力.从概念和逻辑上来说,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在内国法上,“国家”与“全民”均不能等同,因而,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权不可能同义,抽象的“国家”无法成为民法上具体“物”的所有权主体.基于实践视角观察,在所谓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内还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如分税制体现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划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以及“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利益争夺等,这表明”统一唯一的国家所有权“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民法理论而言,现行国家所有权制度严重违背民法科学原理,其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等民事法律关系五个基本要素均不明确和确定.因此,应尽速废止“童话式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代之以符合民法科学原理的公法法人所有权理论.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涉检信访工作的应然期待与实然过程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涉检信访工作在法律至上、权力制衡、以人为本等价值理念上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契合,使其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只有努力实现涉检信访工作法治化才能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期待;只有提升涉检信访的工作理念、健全涉检信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完善涉检信访工作协商机制、强化涉检信访工作的监督制约职能才能真正落实法治化的要求,提高法治化的水平。     

论动物福利立法的限度及其定位——兼谈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由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及其共性,道德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以法律作为自身保障机制的特点所构成。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就是将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当道德的价值表现为对行为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时,则道德不能被法律化;道德规范体系中高层次的道德要求也不能被法律化,这是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所在。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重庆“打黑”行动中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公安、司法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打黑”行动中重庆市公安、检察机关新闻发布的经验有：重庆公安、司法机关适度公开信息体现执法文明,及时回应媒体质疑符合公诉机关的职责。“打黑”行动中重庆市法院及法官新闻发布的经验是：推行“分区就座”和“声音直播”实现审判公开;宣判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审后答疑。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应当改进的方面是：限制个人隐私和证据内容的公开;对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应当庭审直播。     

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四重意蕴

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具有四重意蕴：一是整合性意蕴,是对既有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尤其是哈特和德沃金的法律有效性概念的总结和整合;二是超越性意蕴,哈特和德沃金将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对立起来,而哈贝马斯的法律有效性概念则将这两个维度统一起来;三是反思性意蕴,他将现代法律理解为行动系统,是建制化和合法化的统一,揭示出现代法律的实质是“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社会媒介”,法律之“应该”最终体现在法律之“是”上;四是批判性意蕴,哈贝马斯只是在“程序”这一维度上作出了自己贡献,现代法律的有效性应该是哈特的“形式”、德沃金的“内容”和哈贝马斯的“程序”这三者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