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的下岗率必将增高,会使我国本来已经很严重的拖欠劳动者工资行为更加恶化,在现有的法律救济措施未能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情况下,某些人渴望通过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刑法中能否增加"拖欠工资罪"在学者和法律工作者中引起广泛争论。在规定恶意欠薪罪的各国刑法中,俄罗斯刑法最具典型性,对俄罗斯刑法恶意欠薪罪的正确解读,能够为我国是否将恶意欠薪行为犯罪化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之合理性探讨

近几年，拖欠工资现象比较普遍，而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演变成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我国，“恶意欠薪”行为缺少刑法保护。解开“恶意欠薪”这一死结，让所有的劳动者不再受其困扰，就必须在刑法中设立“恶意欠薪罪”。这不仅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而且完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     

增设恶意欠薪罪之思考

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将恶意欠薪入罪,我国在除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中也对恶意欠薪行为作出了相关规定。恶意欠薪入罪迎合了现实需要,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对规范劳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举足重轻的作用,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价值、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针对入罪后适用的法律问题,应当对具体罪状作出相应的界定。     

起诉欠薪逃匿行为可行性分析

针对欠薪逃匿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本文将国外立法与国内探索经验相结合,将理论分析与实践工作经验相结合,深入阐述恶意欠薪逃匿行为依靠现行的民事、行政法律规范不足以控制蔓延的趋势,已经具有刑事可罚性与应罚性。同时,刑罚处罚只是一种手段,完善惩治欠薪逃匿行为需要预防和保障机制相结合,建立联动处理机制,本文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     

“恶意欠薪“入罪的维度思考

“恶意欠薪”何以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性质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我们一直是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当成劳务纠纷来处理的,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些拖欠民工工资行为性质的转化,民工缺少刑法保护与承包人抗衡,其结果只会使一些“恶意欠薪”的承包人有恃无恐。因此,本文将运用刑法的有关理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我国欠薪法律责任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建立完善的欠薪法律责任制度是打击欠薪行为、保障劳动报酬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劳动法》关于欠薪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漏洞,需要完善。文章认为,我国欠薪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取消欠薪补偿金的规定,同时将欠薪赔偿金明确界定为支付较高的迟延利息的民事责任;应当对欠薪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实行两罚制,同时对欠薪民事责任和欠薪行政责任进行二分;最后还应当建立与完善欠薪刑事责任制度。     

论恶意欠薪的入罪设置——评《刑法修正案（八）案》第四十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在第四十一条中明确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但人们对这一条款的设置存在诸多争议，较为合理的解决“支付能力”的证明责任难、“政府部门责令支付”的限制不合理、“严重后果”的判定依据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将本罪设定为亲告罪并删除不当的罪状描述，同时修改“严重后果”的表述。     

恶意串通行为中的“恶意”分析——以司法裁判为视角

分析司法裁判,恶意串通行为被广泛适用,但在主观“恶意”的裁判上存在问题.认定恶意串通行为人的“恶意”,应坚持意思主义,即当事人明知其恶意串通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且具有故意、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受故意的限制,行为人过失的串通不具有“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的原因在于该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并非其具有主观上的“恶意”.最后,恶意串通行为的“恶意”非以获利为必要.     

论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

恶意诉讼是指在民事诉讼领域内,行为人为了追求不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提起诉讼从而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为。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有其特殊性,其认定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恶意诉讼行为是被受理的起诉行为;第二,恶意诉讼是通过合法形式起诉以达非法目的的行为;第三,恶意诉讼行为人诉讼请求最终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第四,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使被告造成了损害。     

浅谈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规制

由建筑领域用工行为引发的欠薪纠纷和信访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突出因素,在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阐明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现状,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指出当前在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上的法律难题、行业背景、路径依赖和现实困境,尤其是联系实际,提出了治理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使用信用卡成为一种日常行为,但有些人在透支信用卡后经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透支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透支后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等能否认定为恶意透支,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相关问题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逐渐成为高发的金融犯罪。建议根据登记持卡人和实际持卡人不一致的具体情况,确定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主体,谨慎推定持卡的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区分恶意透支和善意透支,统一对催收要件行为认定和时间计算的认识,完善对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规制。     

论恶意民事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由于经济的发展,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利益的诱惑,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应运而生。我国对于恶意诉讼法律上还没有直接可以用来抑制的规则,但是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已经是遍地开花,再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制,将会使更多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可从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撤诉等多方面对恶意民事诉讼问题加以法律规制。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重新定性——以“假想防卫”为例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问题在我国刑法通说上一直被简单地按照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来处理,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比如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到底是否属于事实错误,以及直接按照事实错误的原则来处理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这无法解决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行为的恶意的共犯问题。以假想防卫为例借鉴限制法律效果的责任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和解决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问题。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与把握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罪名,如何掌握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并准确判断醉酒驾驶者的责任能力和主观态度,是司法工作者应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伤害原则”看恶意诉讼的本质——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一般认为,民事纠纷的发生表明了当事人对利益状态的不满或对实体法效力的挑战和质疑,这构成了司法救济介入的逻辑前提。然而,权利的赋予与滥用往往如一对孪生兄弟。在权利得到彰显的时代,“伪纠纷”日益增多。近年来,恶意诉讼已经成为法治进程中正向构建与反向利用之间博弈的重大命题。这一方面对私益形成了滋扰和侵害,另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并使得司法权威受到了藐视。由于恶意诉讼对多种法益构成了伤害,因此,必须在对其本质做出清晰界定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规制。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司法认定——兼评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最新司法解释

正确认定恶意透支,要注意以下问题：超额超期透支的理解、发卡行催收行为的界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恶意透支主体的确定及“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等。最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了恶意透支行为的认定标准,在诸多要素上有了新的规定,但在数额标准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博弈论分析——基于温岭新河羊毛衫行业的实证研究

温岭2003年从新河羊毛衫行业开始，以“民主恳谈”为平台，走出了一条依托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新路子，推动了民营企业工资协商共决机制、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建立，完善了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这是集体理性的要求，是合作博弈的产物，不但使共同的生产物——“蛋糕”合理切割，而且使共同生产“蛋糕”的效率不断提高。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总结温岭的经验和做法，汲取其养分和质料，可以从中把握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一般规律。     

关于我国紧急避险传统观点的反思

如果把紧急避险仅理解为对无辜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损害，那么对危险来源于无责任能力人、而避险人又无法躲避只能对其打击时的情形，传统观点无法给予正当化评价。我们不应该把紧急避险保护与损害的合法利益仅局限于大小比较，也应关注等值利益互换存在的合理性。尽管紧急避险作为一种正当化事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权利，否则将可能置无辜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于危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