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通》在宋代的沉寂

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史通》辨明史学源流,援经入史,阐明经史之异趣,史学最终从经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门与经学并立的学科。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经学独大的学术格局再次确立,《史通》"援经入史"、"疑古惑经"等壮大史学谱系的努力受到宋人的普遍诟病,《史通》一书也遭到宋人的普遍排斥,一度归于沉寂。《史通》在宋代的沉寂与宋代经史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原始史书《鲁春秋》为孔子的改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体例基础。孔子对《春秋》的改造,赋予《春秋》思想诠释的多义和开放性,造就《春秋》性质的不同。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甚至成为一种史料。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梳,故《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     

唐代新《春秋》学的内在理路及其价值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是在传统经学走入学术困境的前提下产生的。新《春秋》学尊经贬传体现了经学发展的转向,是其治经表现出来的特色和趋势,也是在尊王和义理思想指导下的必然,尊王思想和义理倾向是啖赵陆的对经旨的发明,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但更多是创新,会通和直寻是其治经的方式,是表现义理的途径。新《春秋》学正是在对这种经学发展的链条的否定与突破下树立了新的经世观念,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具有经学转向意义。新《春秋》学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经学与文学交织的生动图景——评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体和核心地位,由研究儒家经典而兴起的经学则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问.20世纪70年代以来,儒家经学研究一改以往的沉寂局面而渐成显学,但大多从哲学或史学角度加以研讨.到20世纪80年代,众多学者突破对经学的单一性研究,开始把经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如经学与中国文化、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经学与史学等,第一篇探讨经学和文学关系的论文是殷绍基在1988年4月发表的《"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由此掀开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序幕.     

苦读成才的国学大师屈万里

正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台湾经学的领航者,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学养深厚,在经学、史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诸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著作等身,出版文论逾400万言,重要专著有《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汉石经周易、尚书残字集证》《诗经诠释》及《书佣论学集》。这样一位中外闻名的     

魏源学术思想探微

魏源在学术上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魏源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氏治史以当代史为重点,由“考古”转向“究今”,继“浙东史学派”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唐初史学风气之转变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代，经学与史学获得较大发展，学者治经，好自出义疏，特别是隋代学者好为新义，规过前人。唐初对魏晋以来的学术遗产进行了一场果断的整理，主张“远承汉学”“还依汉魏之旧”，以恢复汉代经典至上，质朴笃实的学术风气。唐代史学风气为之一变，继而对隋代吏学成就形成贬抑之势。     

论丘浚的史学思想

丘浚的著述十分宏富，其中的史学著述十分惹眼。丘浚的史学著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修史书，包括《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等；一种是私修史书，包括《续修通鉴纲目》《世史正纲》《评定交南录》等。丘浚最主要的史学著述就是《世史正纲》。我们探讨丘浚的史学思想，就是要在他现有的史学著述中仔细发掘、悉心整理，展现出他的史学思想的全貌。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周易》异文考

《周易》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一切经音义》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字书,它引用了约450多种古文献,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周易》与今本《周易》的异同比较,可以揭示《一切经音义》引用《周易》的概貌及价值。     

走出汉学与回归原典——《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评

勃兴于宋代的经典辨疑思潮，是“经学变古”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个问题不仅是研究宋学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研究明清乃至当代学术思想也极具意义。近年来，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等。这些著作虽然均具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以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视阈进行研究的着墨不多。     

二程经学与文学论略

程颢、程颐的经学,以明道穷理为旨趣,以《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与"四书"学为实绩,以以"理"解经和"六经注我"为特色。相应的,二程在文学思想方面表现出以道(理)衡文的特质,流露出重道轻文、明道弃文的倾向,在创作中往往即事言理,或情景理交融,从而呈现出理趣。从文学对经学的影响而言,由于二程轻视文学、不擅文学,其经学著述较为单薄,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学说的承传。     

宋代的疑古惑经与《春秋》学的地位

北宋庆历以来的疑古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敢于对传统经典进行大胆怀疑和抨击。在宋儒疑古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历史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魏源的历史编撰思想与实践

魏源编辑或研究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一系列史学著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代表着嘉道时期史学的新成就，其经世致用与爱国御侮的编撰宗旨，在外国史著述体裁方面的探索与尝试，以纪事本末体撰述当代史的成功范例及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扬弃与创新，在历史编撰学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开启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之枢机。     

日记视域下王闿运的宋学观与宋史评论

王闿运的经学思想延续了今文学派的治经思路,体现了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经学宗旨,对经学的烦琐和空腐皆有所针砭。"不攻宋学"与其经学立场密切关联,缘此立场他对宋学学说和代表人物的批评不留情面。宋代理学是宋代历史文化的主流学术思想,体现官方意识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王闿运讥贬宋学的观念势必影响其对宋代历史、制度、学术、人物的评论。王氏对《宋史》的评论表面上一直坚守其经学立场,事实上在具体史事、制度、人物的评论上则常常不自觉地游离于主题之外。《湘绮楼日记》为我们研究王氏的宋学观和宋史评论,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     

“涵泳篇章 寻绎文义”的释经原则——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

“经学”是一门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儒家的“诗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艺思想的主流，《诗经》“经”的地位确立以后，为后世对《诗经》的研究提供了广阔优越的前景，并使之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专门学问，即诗经学或诗经诠释学。     

苏东坡“经学”三书提要

苏轼既是著名文学家，也是很有造诣的经学家，他积平生精力撰成《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书，是北宋“蜀学”的重要代表作，也是至今尚可考述最早的宋人经学著作之一。三书撰成之日，苏轼自己十分看重，以为“此生不虚过”，相期为后世学人有以知道自己学术思想的重要成果。然而诸书由于受北宋党禁影响，一直很少版刻传世，直到明代中叶，其《易》《书》二传才与其弟苏辙的经学著作结集为《两苏经解》（其《论语说》竟不可得）行世。然而古往今来整理和研究之者，殊甚寥寥。为提请学人更多关注和深入研究苏轼的经学成就，兹对三书的撰著过程和主要内容特予提要，以便读者对三书的原貌及其流传过程获得更多的感性知识。     

人才的历史知识及其积淀——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王东访谈录

人物简介：王东，1963年生，1991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区域文化史。主要研究成果有《客家学导论》、《史学与传统文化》等。     

《史记》小议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既有史学的真实，又有文学价值，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如，记言的《尚书》，记事的《春秋》，编年体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以丰富文学魅力表现的著作，却是司马迁首创。司马迁，字子长(约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卒于西汉武帝征和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七年)。生于夏阳龙门，今日的陕西省韩城。《史记》的问世，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皮氏《书》学成就及其式微之因

杨树达先生曾推尊皮锡瑞云:"乡先辈善化皮鹿门先生,博闻强记,经学湛深,为吾湘二百年来所仅见",其今文《尚书》学为晚清学术之瑰宝,皮氏融合各种辑本,全面疏证《尚书大传》,明定条例,还原汉代《书》经。清代今文《尚书》学之研究,至皮氏达峰顶,为后人讨论两汉经学、思想发展,奠定了详审健全的资料库。然因晚清今文经学之主流在于阐发《春秋公羊》,皮氏于《书》又未能再发新义,加之其时学术出现新方法新材料,皮氏未能逮之,故其今文《书》学日渐式微,后继乏人。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平飞在《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